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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权利限制理论重述

何云笑

摘要 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意义就在于对宪法规范和宪政精神有更深之探索与追求。质言之，乃是一种在法律范围内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表面上显然与宪法保障人民权益背道而驰，然限制基本权利并非践踏人权，而是为更好地保障人权。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但如何把握程度与尺度，实非易事。这就促成了当前通说应用的公益限制、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一系列论调。实则，基本权利限制之问题，涉及面远不止于此，基本权利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繁琐的体系，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已有不同，限制基本权利理论关系到个体之间的自身基本权利以及个体与整体（公益）之间的权利法益，之中的具体关联复杂，逐步理清概念、分析内涵、探讨观点，是十分的必要。故重述该理论的关键在于归纳整理其发展过程与实际应用状况，在理清回顾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后，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现有法制之实际，加深中国宪法学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运用到现实法律生活，对促进人权保障及社会进步，有着其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 基本权利； 限制； 公共利益（公益）； 宪法

Iterate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Abstract Significance of iterating basic rights limit theory lies in to the constitution standard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spirit has a deeper exploration. Virtually, this is conduct of violating personal rights in the law area. On the surface obviously safeguards the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constitution to run counter to, however, limit the basic rights does not mean trampling the human rights, but is for safeguards the human rights well.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basic right limit should be strictly and explicitly stipulated, how but grasp the degree and the criterion, is not the easy matter. This facilitated the current logically coherent argument application public welfare limit, the law retained, and the proportion principle and so on a series of views. In fact, the basic right limit question affected area far continues this, basic right itself is a numerous and disorderly troublesome system, people had the difference to its connotation understanding, limits the basic rights theory to relat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between own basic rights as well as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right law profit, the concrete connection is complex, gradually clears off the concept, the analysis connotation, the discussion viewpoint, is extremely essential. Therefore the key of iterating this theory lies in the induction to reorganize its developing proces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dition, after clears off the review basic right limit theory, more importantly unifies the Chinese existing legal system the reality, deepens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study regarding the basic question research, using the realistic legal life, to promotes the human rights safeguard and the society is progressive, has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asic rights, restriction, public welfare, constitution



一、引论
基本权利乃一国宪政与法制之基石，申言之，实为民主制度及人类文明之根本性“物质”载体。凡宪法体制下国民，无不关注己身基本权利之状况。宪法与法律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国民之权。保护人人之基本权利，亦是保护个体之切身利益。现今，保护人权、自由、平等之观念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宪法所充分实践。然则，但凡权利，总应有界限，或源于外部因素，或在于其本身。若人之权利无限，以权利（权力）之扩张本性，则必会伤及他人与社会之合法利益，基本权利亦是如此。平衡人权自由与社会稳定之关系，或曰，保障人民之权与调和社会公益乃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本质，宪法在保障之同时亦限制其滥用。法治国家之本质在于一切以法律为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权力）可以逾越法律本身，包括法律所保护和以之为目的的人民基本权利,而限制基本权利，亦再有界限，否则，将淘空基本权利之实质。故，此论题之提出，法学理论和实践意义颇大，必慎重审视之。
（一）基本权利限制概念与渊源
对宪法所确立规定之公民基本权利进而约束、制约、调控，可谓基本权利之限制，基本权利受限制性是20世纪以来宪法之重要特征。从限制状态之视角可分为两类，即从动态性，国家可以限制公民行使其基本权利，惟在法律程序下，以公权力直接干预公民，譬如为公共利益征收或征用公民之私有财产。再按静态性，法律（包括宪法本身）载明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受到限制，通过法律即在制定法律之时，就已对人民基本权利预先设定影响、制约、阻碍之规则，乃至于增加其行使上的困难，或使其根本无法行使，而亦为国家或个体之相关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

限制之主体乃本国公民 ，其为宪法基本权利之惟一拥有者，而外国人之权利则为一国外事法律另定之，故限制之意专指为维护国家、社会之公共利益及他人之合法利益，禁止本国公民滥用基本权利，进而更好保护每个公民之利益。基本权利之限制，需要严格依法，亦即按法定程序，有法定事由（或为法律规定），且限制强度适当、合理，受法律监督，亦不违反宪法法律保护之底线。概言之，限制之主要原由来自维护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或曰为保障公法益和私法益之需要，若不然，则形成所谓“基本权利之侵害”。故基本权利之限制，应当具备阻却违宪事由之能力，即必定采宪法或法律规定许可。
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根本还在于吾乃人之社会，个人不可能无视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存，所以，人权尤其在与他人的人权之关系上受到制约，亦是当然。[1]近代民主国家强调天赋人权且人人自由平等，宪法是人民自由之圣经，基本权利则是“圣经”之核心条款，然人类社会自有之秩序及权利（力）之扩张特性，则不得不在保障人民权利充分之同时，考虑适当限制个人之权，以达社会安全稳定及有序之状态。
基本权利限制之兴起，早在法兰西《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就已阐明，其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此款表明，基本权利行使有其界限，且对其限制亦由法律定之；《宣言》第五条：“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基本权利限制手段中法律保留原则之前奏；第八条曰：“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此可认为限制的适当、比例原则之早期规范。随后理论与实践皆有发展，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十九条（一）已明确规定：“基于基本法之规定，基本权利可由法律或依法予以限制。该法律应适用于一般人，不得适用于某个人，此外，该法律应明文规定基本权利并载明其所述条款。”意大利、日本等国宪法皆有类似之语词及观点。其实不仅德法意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的宪法权利（对基本权利的另一种称谓）限制规范亦有同样发展，毕竟人权的基本价值原无本质差别，法制的不同只是其表现形式的差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或直接或间接，各国之宪法皆承认基本权利的界限，而进一步规范之。从历史脉络观察，自权利的概念产生，随即便有了限制，两者相辅相成、关联紧密。宪法本质为社会规范，与其他法律（狭义之法律）属性相同，无非位阶之差异耳，权利亦有位阶之分法，虽有差别，但皆为法定之权。

凡法定之权，法律即有理由全力维护之。限制法定之权意即在法律框架内对权利进行“合理侵犯”，基本权利如是。仅最普遍之民事私益，自古以来或多或少总有或总被限制。宪政与法治兴起后，对权利之制约更加规范、详尽，亦展示人类社会从经验时代走向理性时代。既然强调“法律主治”或“法治国” ，则法律在人类社会中就可谓至高无上，基本权利由法律（宪法规范）确定之，对其限制犹如对其他一切权利之限制，而限制法定权利起源于近代宪法创立，伴随人权之发展的基本权利限制问题业已成为权利理论框架中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实定法上，德国人却是走在前列，1919年德意志联邦宪法（通称魏玛宪法）广泛的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非以前之宪法所能相比，具有历史性及世界性之意义。[2]后来的波恩基本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更明确完善了基本权利之内容，其对基本权利之限制采权利保障与限制同条规定，对基本权利之限制亦以法律形式为之，同时注意到对限制之界限的相关问题。德国公法学界对该理论之研究与探索长期不懈，概括出几大原则与方式（下文详述），为该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厚之基础。相比而言，其他国家对此论题之研究晚于德国，且大多采其之观点精华。英美法国家在理论研究上与德国迥异，法律规定形式为公民之义务，若产生冲突，以法官对法律之认识及判断为基准，无德国般公益原则、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法律事先详尽设定之说。时至今日，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在国外发展已渐完备，实践运用亦有较大效果，其成功之主要因素即为——违宪审查制度在许多国家的确立与完善。因基本权利乃由宪法所规范，对其限制必定得经宪法授权，且受违宪审查之考验，或受宪法之监督，若不如此，则公民基本权利极易受权利（力）之侵害而无法救济，尤以国家公权力为最，其任意行使将最终导致公民基本权利名存实亡，宪法更似废纸一般。是故，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权利限制之理论依据
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双重性质。[3]在德国宪法（即基本法）中，其所确立 “客观价值秩序”之理论，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之基本制度。“客观法”之涵义，乃法律规范之意，诚如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是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直接有效之法律。”实为直接约束国家公权力运作之规则。是一种宪法所确定的，科以公权力保护义务且必须遵守之“客观规范”。“客观价值秩序”是建构国家各种制度之原则，亦是公权力（包括行政、司法等权）之上位指导方针。
“主观权利”之涵义，是为公民个体向国家或他人主张权利请求，包含了个人对抗国家之主观防御权。在德国，公民有权就基本权利之被侵犯要求国家采取保护之措施。其基本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犯，都可以向法院起诉。”其公民个体在穷尽一切法律途径之救济后，还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诉请保护基本权利（基于违宪审查制度之建立与实施），致使“主观权利”之功能得以充分完善。概基本权利之“客观法”与“主观权利”之关联，可曰“主观权利”是强调基本权利作为“个人权利”的性质，则“客观法”就是强调基本权利本身就是约束国家公权力的“法律”。[4]
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根源，既有权利限制之普遍性质，亦有基本权利之自身要求。基本权利之双重属性体现权利与法律规则的重合。权利之扩张性与法律规则（权利法律之体现者）之交叉，导致权利冲突与越界，基本权利如是。“主观权利”之特性易使个体对权利之不同理解以至任意使用，遂打破利益之平衡，致使权利体系出现动荡。究根本之源，仍在于权利本身是否有边界之问题。若权利本身有边界，则限制即为其一部分之构成（即权利构成要件）；若权利无边界之说，对其限制无非是外部力量之强迫，使权利之运行得到部分压制，而权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限制的。是故，历来权利之限制理论依据，皆围绕内在之因还是外部因素之争论。德国对宪法基本权利 “客观法”之限制，实为法律制定自我之约束，任何一部法律规范，其规则不能不受监督和限制，宪法之最高位，其规则仍需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与精神的监督和指示，若不然，则极可能重蹈纳粹德国之覆辙。对“主观权利”之限制，亦符合一般限制权利之要求，保证公民在宪法治下行使基本权利皆平等。基本权利与其他权利相比较，位阶最高，实言之，任何权利都应当服从于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人为之人最根本社会地位之展现。然基本权利既是法定之权，就得遵从法律。从实证角度论之，现有各国宪法，或直接或间接，都规定基本权利之运作与行使不得侵犯国家、社会之公益及他人之私益。法律限制之本质，在于保障人人之权利，亦兼顾国家、社会之安定。若无限制之存在，则必定出现大量权利冲突，最终冲击人之社会体制，人类文明即在所谓绝对自由中迅速崩溃。近代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乃是人民让渡己之部分权利而构成，其让渡之权利，可认为就是对己身权利之限制，此主张亦符合人类社会之存在逻辑。故限制基本权利之理论探讨，应从多方面考量，以下再检讨其中之细节。
二、限制原则
（一）公共利益原则（公益原则）
依德国公法相关之见解，公共利益、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原则，可谓比较全面，其法理结构、逻辑内容皆为详实，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研学习之楷模。对其归纳与研讨，是重述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之主要步骤。首要之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宪法学者认为，公共利益（Public Welfare）通常表示社会全体利益、幸福与福利。[5]或为一域之内，国家、公众所应当首先被保护之法益。公益原则源于个体和群体之利益衡量，适用公益原则，实为限制基本权利最大目的之一，各国宪法无不视其为限制之首要依据。然对公共利益之概念范围、内容诠释上，有很大之差异，易言之，公共利益之概念内容极为抽象，属典型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除了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外，更随着国家任务范围扩充及国家基本原则——例如法治国家原则，民主理念以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实践，都可以改变旧有的公益概念并据以形成新的公益内容，[6]社会之多元化及群体、阶层之分化，以至不能将公共利益真正理清。由此产生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之不确定，若然，则极易使国家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为藉口肆意侵犯人民之基本权利及相关法益。是故应当以其他原则与方法共同适用之，调和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冲突关系。
公共利益原则（亦称公共福利、公共福祉，简称公益原则）乃所公认的基本权利一般制约原理，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以在公共利益之需要为前提下，许可国家以订立法律之方式来限制之。[7]古典宪法理论承认公益乃最高之法则，并在依循公益、私益对立论的情况下，认为为了公益，可予（或应予）私益有所限制（即采限制人民权利之方式）。[8]那何谓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对其范围之理解认知一直有较大争议，尤以在法律实践中，各人对其诠释差异颇大。以公益限制一国之人民基本权利，实际已触及人权之根本性问题，必应相对地圈定公益之范围，以防止此原则被滥用。
1、公益之法律内容认定——国家、社会、公民团体组织（群体）的不同对待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内涵，应当始于政治国家之产生，对其认知及研讨，可从不同角度视之。公共利益是指一定区域内公民个体利益的集合，它既反映了公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又与个人的利益存在密切的关联。[9]这仅为最一般之考量，从法律意义上，对公共利益概念阐述亦属极难之事。国家之利益、社会之利益、公民团体组织之利益，皆可认为是公共利益之一种形式方面，对之以一定归纳，或许能理清些头绪。
其一，公共利益之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源于国家之合法需要，如国家安全、国防事务、外交事务、重大经济发展事务等等。从政治而论，国家利益最为首要。法律，包括宪法，无不首先考虑国家安全等利益之维护。然政治之需求不能取代一切问题，若政府以国家安全等为名，随意宵禁、戒严、剥夺公民自由、取缔公民自治机构，甚至实行恐怖，都将严重侵犯人民权利，民主与自由亦不复存在，国家专制也由此而被实践复活。是故，对国家利益之界限，需由法律严格规定，政府不得任意使用国家利益来压迫人民之权利。其二，公共利益之社会利益。当代世界各国，绝对国家主义亦不存在，前述所谓国家利益仅指公共利益之一方面，而最主体之部分，还是体现于社会性之利益，或曰大众之利益。现代国家转型在于公民社会之发展，尤以公共事业之发展。职能的改革使政府不再事事亲为，福利国家之提出与发展，反映社会自治自调能力的成长。法律上，对公共利益之理解，许多即出自于对社会公共事业利益之考量，而不再仅为国家性利益。社会公益，此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颇有渊源，在一充分自治社会，国家（政府）只是维护秩序与保障安全之工具，公民间权利的交合及公共利益之问题，皆由（公民）社会自行处理，国家不能随意干涉。法律负责调和权利个体法益间以及个体权利法益与群体权利法益（即公共利益）间所产生之冲突。此处公共利益，解释为个体权利之集合法益——社会权利法益，完全符合权利法益规范之逻辑，亦体现权利之本质精神。其三，公共利益之公民团体（群体）组织利益。推动自治社会之发展，乃是公民组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组织（群体）的作用，该公共利益范围，在于团体组织（群体）利益相对于公民个体利益之比较。或者群体间，亦会产生不同之利益需求，法律考量最恰当之利益，合理分配予不同群体及个体，将效用最大化，同时不侵害群体、个体之最基本利益，是为公共利益之群体利益认定。通过三层次对公共利益之法律内容进行简要阐释，或能一窥公共利益之真实概念。然迄今为止。公共利益之具体范围、详细内容仍不能述明。在以公共利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时，惟法律有权认定公共利益之内容。
（1）因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况下，公共利益的认知互有差异，而主干性法律（如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仅仅规定了最一般之概念，故公共利益之具体形式，可以由部门法加以确定，如民法主干物权法中亦有规定公共利益，然由其对公共利益作出统一且详细之界定是困难的，而分别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作出规定更切合实际。现行法律中，《信托法》、《测绘法》等部门单行法已经对公共利益之某方面范围作出了一些具体界定，如《信托法》第六十条、《测绘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故而，可以考虑各类问题具体检讨之，将公共利益之法律定义，落实到具体法律规范中（部门法、单行法），是为一认知量化公共利益之办法及标准。（2）将社会公众利益定格为公共利益之主体，乃现代法律精神之体现。一些被普遍认同的社会事务及活动，譬如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服务、文体艺术竞赛、福利保障等事业皆可认为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法律应当优先给予保护；各类紧急状况，包括抢险、救灾等突发性事件救助，亦为当代各国维护公共利益之主要方面，所以此时法律可以限制公民权利进而维护公共利益。（3）政治生活亦会产生公共利益限制公民权利之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个人隐私一般要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之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就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一些国家学者认为这就是指“特别法律关系的权利限制”，如公务员、被监管人员等其他非一般国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博弈之关系处理。当然，同样如前不能将普通公民之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任意划入到政治生活中，以政治生活方式定义公共利益需严格其主体之范围。（4）用普遍法律原则衡量是否形成公共利益亦为一重要方法。如公序良俗原则，将一些传统良好风俗（习惯）纳入到公共利益范畴之中，对保障各国各地区民族生活之特性，实为有效之补充，亦为公共利益之具体展现。
2、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应用形式
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之主要目的，其（法律）形式主要分为概括式立法例与区别式立法例。以概括限制的方式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外国宪法亦较多采此例。比如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之权利，于不违反公共福祉之限度下，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吾国宪法亦采此立法体例，宪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概括保留之立法方式，意在表征宪法对所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视同仁之保护，其局限之处在于很可能忽略了具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本质或形式差异，即权利内容之差异性应予以不同对待。区分式之立法例限制，具体表现为（1）单纯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使立法者只要依任何公益即可限制基本权利；（2）加重法律保留，此种立法例已对各权利的可限制性及其条件预先指定，立法者只能依据各条之预定公益考量规定，再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3）概括限制，只要在不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宪秩序及风俗法前提下，皆能拥有之。此例只作为补充其他基本权利条款之限制性质，本身只具备附属性质；（4）毫无限制保留，即在德国存在部分绝对权利，如宗教自由，从实践看来，宪法法院都希望使宪法上无限制保留之基本权利，还能够受到法律之限制。[10]
在法制逐步完善之同时，时刻考量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具体方式，概括式及区别式有各自优势与局限存在。基本权利之位阶性如何划分，学界亦有纷说，是故结合一国人权发展状况之实情，充分保护公共利益优先且尽力不损及、不破坏基本权利之主要内容（或者损及程度为最小），稳定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的平衡，是为宪法主要目标之一。
对公共利益限制原则之法律逻辑性解构，需更进一步探究。学界普遍分野在于限制权利源于外部还是内部之制约因素。“外在限制说”认为“公益”乃是基本权利之外的因素对基本权利进而制约，宪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以基本权利为内容的个人利益之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二者是不同之法益，所以公益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就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限制。[11] “外在限制说”之功效在于明晰了“权利”与“权利限制”之关系，并未使两者混同，同时体现权利本位之思想——权利本身无限制内容，在一定需求下通过一定之外力及外因，才能对其进行限制，而将权利之限制界定为权利的非本质事物，属于权利概念中应舍弃的部分。公共利益为一种公的（社会性）法益，其与私法益共存同一层面之上，即公益限制基本权利之开展，不能一概论之。需以具体法益衡量，非简单就论“公益绝对优先”之口号。“内在限制说”之产生，出于权利本身内部之限制。一些观点以“内部制约”作为权利分析之要点，从几何的意义上说，如果某一个宪法权利具有界限，那么这种界限的起点，正是对该宪法权利进行保障的终点。[12]此论调间接可以得出权利自身就已经存在界限，公共利益无非是存在于基本权利自身之中的限制内容，抑或权利本体就已包含（公益）限制之要求。
“外在限制说”与“内在限制说”各有支持者，不过现以“外在说”为主导。就权利本身而言，若采“内在说”，则“权利限制”及“权利滥用”从逻辑上就成为不可能。试问如果权利本身已经包含或存在限制（“内在说”），怎还会出现权利滥用？还需要“限制”之必要否？采“内在说”必然会否定“权利之冲突”存在，如此权利间无交叉之可能，因为每个权利已经预先包含义务之设定（权利自身边界及不允许跨界），此与现代社会权利本位之主旨观念相距甚远，进一言之，权利本身包括义务——义务已成为权利一部分，权利义务混同，或者权利自缚手脚，终将侵蚀权利之根本。
“外在说”从个人本位及权利本位出发，考量人类社会发展之实情，首先肯定权利本身之无界性，一切限制皆源于其外部，或曰社会发展之需求才出现限制权利之必要。在外在论者视野里，每一种权利都具备弹力性，权利限制消灭后，被限制的权利均应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外在限制理论对于研究权利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权利冲突均是以无限制的权利为基础发生的，限制权利则可成为消灭权利冲突之主要手段。故“外在说”较“内在说”之优势明显，且较符合法学学理逻辑，将公共利益作为权利制约之外部因素而非内在特质甚为合理规范。若先验的、人为的把一些事项作为基本权利本质上就不包含的内容，就会造成一些权利内涵被排除，则基本权利之保障范围变得十分狭窄，其自我缩减基本权利内容将使公民法益得不到有效之保障及满足。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系指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或制约，必须依法律（或由法律）方得为之。陈新民教授将其与公益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其是为达到限制基本权利目的之执行工具，本文予以赞同。或者说，法律保留是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践要求及手段而非目的原则。国家欲以公共利益限制人民基本权利，必得按照法律之规定及法律之程序才能进行，如德国基本法规定：“人人都有生存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能侵害（限制）这些权利。”此亦是法治国家一主要表现方面。法律保留乃涉及基本权利规范化之重要制度，对其肯定与约束一直相辅相成，基本法对其限制有三个原则，即：个案法律之禁止、指明条款要求及根本内容之保障。这进一步确定了法律保留之范围与界限，使国家尤其是立法机关，不能任意用法律之力量，来限制人民之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原则本意在于，一切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之行为，必须依法律或经法律授权。其体现法治之含义，且尊重公民权利之行使。因为法律本身之制定，就需主权者或其意志代表（立法机关）合意批准，若有对基本权利限制之内容，则必定首先是人民自己之同意，再鉴于法律规范性之特征，将限制基本权利纳入一个规范、严格之体系与过程中，对保障和维护公民法益十分有利。
法律保留制度之提出，始于法兰西《人权宣言》，其出发点是承认人权（公民权利）之本身无限制性，惟公共利益才能例外的通过法律之规定与程序限制人权。经历史之长期发展与演变，时至今日，法律保留业已成为以德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所之奉行的一项基本权利限制基本原则及制度。在涉及一个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之解释时，应采最有利人民权利之方式为之，即所谓“有疑问时，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为之”。法律保留对公益限制基本权利实为一种“过滤”，特别是行政公权力因此不能再随意限制或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西方有学者认为法律保留实为立法权获得加强，即国会权力受到宪法信任之表现，并借此来防止人民权力遭到第二权（行政权）及第三权（司法权）非法之侵犯。[13]
公益限制原则之逻辑含有公益与私益二元相对立，因此宪法之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面肯定基本权利且维护其所产生之私法益，另一面也承认前面之利益可能会损及公益。然公益优先并非绝对，且就公益本身而言，其利益内容和受益对象（范围）都属不确定，社会情势变迁亦不会允许牺牲私益而成全公益，法律保留弥补了公益原则之使用不足，让立法者或主权者通过合法手段决定何为公共利益，如何进行限制基本权利等关键问题。
法律保留亦有局限性。在社会发展日益复杂之今日，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或者为法律对限制权利的制约，因权利之发展变化而显现出滞后。又因公益之考量而使法律本身不能完全确定，法律保留就仅仅体现在已有立法之基础上，对情势之不断变化始终追赶不及。现代社会公益之状况日剧增多，而公民基本权利之内容亦在逐渐充实，两者之冲突平和或对基本权利一方加以限制符合宪法之原则精神，然具体之过程，即以法律保留之手段制约公益过度限制私益实在繁杂，用何法？如何制约？怎样算合理？又怎样算过度？等等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亦有若干要求或为对其自身之限制。以陈新民教授对德国基本法之归纳，详言之有三，即：（1）个案法律之禁止原则。其意为，凡要求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为广泛之且非只对个案适用的法律规范。质言之，立法者因公益或其他法益之考量而需要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则必须制定抽象性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具体针对个案的法令。个案之禁止，主要基于对保护人人基本权利之平等状况，即使是限制，大家也应一样，体现法律面前权利平等之意。（2）指明条款要求。其意为，凡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必将有明确之条款指示载明。限制基本权利，已触及人权之本质，法律不能含糊其词，纵容公权力侵犯人权，必须将基本权利之哪部分需要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进行限制预先予以明确，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实在不明的，公民有权利不接受任何限制其权利之要求。违背指明条款亦有可能启动违宪审查之行动，是故立法者必当注意，其立法行为已是限制某些基本权利之规定了。（3）权利根本内容之保障，此要求与前述公益限制和私益限制基本权利保留其核心内容之意相同，即基本权利被有效之法律合法以公益或调和私益目的进行限制，必须保留其根本内容，任何限制不得淘空其实质部分，否则该法律或该法律行为以违宪论而无效。但如何确定权利之“核心”内容？是一难题，德国学界和实务界有残余论及利益论两大意见，如死刑在很多国家已不存在，因为人们认为公民生命权处于基本权利之最核心地位，而刑法将其剥夺，实属违宪，故必须废止。诚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之明确规定：“不得根据本公约关于在紧急措施克减基本权利之规定，而克减以下基本权利，如生命权、禁止或反对酷刑等。”
（三）比例原则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议定书》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
缔约各方
认识到文化财产在最近武装冲突中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而且由于作战技术的发展，毁灭的危险日益增加；
深信属于任何人民的文化财产如遭受到损失，也就是全人类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失，因为每国人民对世界文化作出其自己的贡献；
考虑到文化遗产的保存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是非常重要，因此文化遗产必须获得国际性的保护；
基于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原则，有如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和1935年4月15日华盛顿条约所建立的；
认为上述保护不能成为有效，除非在平时同时采取国内措施和国际措施事先加以组织；
决心采取一切步骤来保护文化财产；
协议下列各条：
第一章 关于保护的一般规定
第一条 文化财产的定义
本条所称“文化财产”，不问其来源或所有权如何，应包括：
（甲）对各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动产或不动产，例如建筑、艺术或历史上的纪念物，不论是宗教性的或者是世俗的；考古遗址；具有历史或艺术上价值的整套建筑物；艺术品；手稿、书籍和其他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其他物品；以及科学珍藏和书籍或档案的重要珍藏或者上述各物的复制品；
（乙）其主要目的为保存或展览（甲）款所述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的建筑物，例如博物馆、大型图书馆和档案库，以及发生武装冲突时准备用以掩护（甲）款所述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的保藏所；
（丙）用以存放大量的（甲）（乙）两款所述文化财产的中心站，称为“纪念物中心站”。
第二条 文化财产的保护
就本公约而言，文化财产的保护应包括对此项财产的保障和尊重。
第三条 文化财产的保障
缔约各国承允采用它们所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便在平时准备保障在其自己领土内的文化财产，使免受武装冲突时可以预见的后果。
第四条 对文化财产的尊重
（一）缔约各方承允尊重在其自己领土内的以及在其他缔约各方领土内的文化财产，不得为任何目的对财产及其直接周围或用以保护此项财产的设备作任何使用，如果使用的目的可能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使此项财产遭受到毁灭或损失，并不得采取针对此项财产的任何敌对行为。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义务只有在军事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放弃。
（三）缔约各方并承允设法禁止、防止及在必要时制止对文化财产以任何形式实施的盗窃、抢劫或侵占以及任何破坏行为。它们不得征用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
（四）缔约各方不得对文化财产实施任何报复行为。
（五）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因缔约另一方没有适用第三条所指保障措施而规避它对缔约另一方根据本条所应负的义务。
第五条 占领
（一）缔约任何一方占领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全部或一部时，应尽可能支持被占领国国家主管当局保障并保全其文化财产。
（二）如有必要采取措施以便保全在被占领领土内由于军事行动遭受损失的文化财产而该国主管当局不能采取此项措施时，占领国应尽量同上述当局紧密合作，采取为保全所最需要的措施。
（三）被抵抗运动成员所认为合法政府的缔约任何一方政府应在可能范围内促使此项成员注意遵守本公约关于尊重文化财产各项规定的义务。
第六条 文化财产的明显标记
文化财产可以依照第十六条的规定备置一个明显的标记，以便识别。
第七条 军事措施
（一）缔约各方承允在平时将可以保证遵守本公约的各项规定列入军事条例或教程之中，并在其武装部队内培养一种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及文化财产的精神。
（二）缔约各方承允在平时在其武装部队内设计或成立服务队或专门人员，其目的在获得对于文化财产的尊重并同负责保障文化财产的民政当局进行合作。
第二章 特别保护
第八条 特别保护的给与
（一）在特别保护之下可以有少数的保藏所，以便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掩护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也可以有贮藏纪念物的中心站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他不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但须具备下列条件：
（甲）此项保藏所和中心站同任何大工业中心或构成易受攻击地点例如机场、广播站、从事国防工作的设备、相当重要的港口或火车站、或主要交通线要有一定的距离；
（乙）不用于军事目的。
（二）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的保藏所如由于构造条件不致被炸弹损坏者，则不论其在何处，也可予以特别保护。
（三）贮藏纪念物的中心站如用于调动军事人员或物资，即使是过境性质，应视为用于军事目的。如在中心站内进行与军事行动直接有关的活动、军事人员的驻扎、或战时物资的生产，上述规定同样予以适用。
（四）经特别授权的武装保管人对第一款所述的文化财产担任保卫工作或者在此项文化财产附近驻扎通常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部队均不得视为用于军事目的。
（五）本条第一款所述任何文化财产如果位于该款所规定重要军事目标附近，仍可予以特别保护，只要请求特别保护的缔约一方保证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决不使用该目标，特别是当这一目标是个港口、火车站或机场的时候，要保证疏散同这目标一切交通往来。在此情况下，疏散工作应于平时即作准备。
（六）文化财产一经载入“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国际登记册”后，即给与特别保护。上述记载必须根据本公约的规定并按照公约实施条例所规定的条件办理。
第九条 受特别保护文化财产的豁免权
缔约各方承允保证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享有豁免权，从其载入国际登记册时起，不得针对此项财产作任何敌对行为，并除第八条五款所规定的情况以外，不得将此项财产或其周围用于任何军事目的。
第十条 标记和管制
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应标上第十六条所描述的明显标记，并应受公约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国际管制。
第十一条 豁免权的撤回
（一）缔约各方之一如对于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的任何一项违反第九条所规定的义务时，对方可以免除自己对有关财产保证给与豁免的义务，只要上述违反义务的事实尚在继续中，但该对方应尽可能首先要求在一合理期间内终止违反义务的行为。
（二）除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情况外，对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只有在无可避免的军事需要特别情况下，并且只有在此项需要尚继续存在时，才能撤回豁免。上述需要是否存在，只能由相当于一师或更大单位的指挥官决定。如果情况许可，应于一个合理时间以前将撤回豁免的决定通知对方。
（三）撤回豁免的一方应尽速以书面通知公约实施条例内所规定的文化财产专员，并说明理由。
第三章 文化财产的运输
第十二条 受特别保护的运输
（一）专门从事于文化财产的迁运，不论在一国领土以内或者运到另一国领土，可以由于有关缔约一方的请求，根据公约实施条例内规定的条件，在特别保护之下进行。
（二）受特别保护的运输应在上述条例所规定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并应显示第十六条所描述的明显标记。
（三）缔约各方不得针对在特别保护之下的运输作任何敌对行为。
第十三条 急迫情况下的运输
（一）如果缔约一方认为某些文化财产为安全计必须运往他处，而且由于情势急迫，特别是在武装冲突开始时，不能遵照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程序时，运输时可以显示第十六条所描述的明显标记，但以第十二条所述关于豁免的申请尚未提出和上述申请尚未遭受拒绝为限。关于迁运的通知应尽可能向对方提出。但运输文化财产到另一国领土时，不得显示上述明显标记，除非已经明白给与豁免。
（二）缔约各方应尽可能采取必要警戒措施，以避免针对本条第一款所述备置明显标记的运输作敌对行为。
第十四条 扣押、缉捕和拿捕的豁免
（一）下列各物免受扣押、缉捕或拿捕：
（甲）享有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所规定保护的文化财产；
（乙）专门用于转运上述文化财产的交通工具。
（二）本条并不限制临检权。
第四章 人员
第十五条 人员
在符合于安全利益的情况下，从事于文化财产保护工作的人员应为此项财产的利益计受到尊重，他们如果落入对方手中，只要他们负责保管的文化财产也落入对方手中，应被准许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
第五章 明显的标记
第十六条 公约的标记
（一）公约的明显标记应如盾状，下端尖，十字交叉，蓝白相间（盾为蓝色四方形，其中一角成为盾的尖端，四方形之上为一蓝色三角形，两旁为白色三角形各一）。
（二）标记应单独使用，或者按照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以一个三角形重复三次（下面为一个盾形）。
第十七条 标记的使用
（一）明显的标记重复三次只能用以识别下列各物：
（甲）受特别保护的不能移动的文化财产；
（乙）根据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条件而进行运输的文化财产；
（丙）根据公约实施条例所规定的条件而临时设置的保藏所。
（二）明显的标记单独使用只能用以识别下列各人或物：
（甲）不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
（乙）根据公约实施条例负管制职责的人员；
（丙）从事保护文化财产的人员；
（丁）公约实施条例所述的身份证。
（三）在发生武装冲突时，除本条前两款所规定者外，禁止使用明显的标记，并禁止为任何目的使用近似明显标记的任何记号。
（四）明显的标记不得置在任何不能移动的文化财产，除非同时显示经缔约一方主管当局正式填写日期并签名的授权。
第六章 公约的适用范围
第十八条 公约的适用
（一）除平时有效的规定外，本公约应适用于缔约国两方或两方以上之间可能发生经宣告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即使一方或一方以上不承认有战争状态。
（二）公约亦应适用于对缔约一方领土的一部或全部占领，即使对于上述占领不发生武装抵抗。
（三）如果冲突的一方不是本公约的缔约一方，公约的缔约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仍受公约的约束。如果非缔约一方的国家声明接受公约的规定并且实施此项规定时，缔约各国在其与非缔约一方的关系中应更进一步受公约的约束。
第十九条 非国际性冲突
（一）如果在缔约各方之一的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冲突，冲突的各方必须适用本公约中关于尊重文化财产的各规定，作为最低限度。
（二）冲突的各方应通过缔结特别协议，设法实施本公约其他规定的全部或一部。
（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可以向冲突的各方提供服务。
（四）上述各规定的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的法律地位。
第七章 公约的实施
第二十条 公约实施条例
关于适用本公约的程序规定在公约实施条例内，该条例成为公约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一条 实施保护的国家
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的适用应获得负责保障冲突各方利益的实施保护国家的合作。
第二十二条 和解程序
（一）实施保护的国家如认为有助于文化财产的利益，应在一切情况下设法斡旋，特别是当冲突的各方之间对于本公约或其实施条例各规定的适用或解释有争议时。
（二）为此，各实施保护国可以由于一方的邀请，由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邀请，或者出于该实施保护国的自动，建议冲突各方的代表，特别是负责保护文化财产的当局举行一个会议，如果认为是适当的话，会议地点应在经适当选择的中立地区内。冲突的各方必须接受向它们提出关于举行会议的建议。实施保护国应建议，但应获得冲突各方的赞同，邀请一位属于中立国籍的人或者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提出的一人，以主席的身份参加上述会议。
第二十三条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协助
（一）缔约各方可以请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保护其文化财产的组织方面，或者在适用本公约或其实施办法时所发生的任何其他问题上给与技术上的协助。上述组织应在其计划和资力范围的限度内给与此项协助。
（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被授权自动向缔约各方对此提出建议。
第二十四条 特别协议
（一）缔约各方可以就它们认为适合于单独规定的一切事项缔结特别协议。
（二）不得缔结任何协议，致减弱本公约给与文化财产及从事于保护文化财产人员的保护。
第二十五条 公约的传播
缔约各方承允在平时及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尽量广泛地在其自己国内传播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的文本，特别要把对于上述公约和条例的研究列入军事训练（如果可能的话，亦列入平民训练）的计划中，使全体居民，特别是武装部队和从事于保护文化财产的人员知道公约的原则。
第二十六条 译本和报告
（一）缔约各方应通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彼此交换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的正式译本。
（二）此外，缔约各方应至少四年一次向总干事致送一份报告，提供它们所认为合适的关于各自政府机关为履行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而采取、拟订或准备实行的任何措施的一切情报。
第二十七条 会议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经执行局的核准可以召集缔约各方代表举行会议。如有缔约各方至少五分之一提出要求时，总干事必须召开会议。
（二）在不妨碍本公约或其实施条例所授与任何其他职权的情况下，会议的宗旨将为研究有关适用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的问题，并对此项问题提出建议。
（三）会议可以在缔约各方过半数出席并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着手修改公约或其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 制裁
缔约各方承允在其普通刑事管辖系统内对违犯或教唆违犯本公约的任何人，不论该人属何国籍，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予以诉追并施以刑罚或纪律制裁。
最后条款
第二十九条 文字
（一）本公约用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四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应安排将公约译成该组织的大会所用其他正式文字。
第三十条 签字
本公约签订日期为1954年5月14日，在195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开放，任凭被邀出席1954年4月21日至1954年5月14日在海牙召开会议的一切国家签字。
第三十一条 批准
（一）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按照各自宪法程序予以批准。
（二）批准书应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交存。
第三十二条 加入
本公约从生效日起应予开放，任凭第三十条所述一切国家而尚未签字者以及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邀请加入的任何其他国家加入。加入应在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交存加入书后生效。
第三十三条 生效
（一）本公约应于五份批准书交存后三个月生效。
（二）此后，公约应于缔约每一方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三个月对该方生效。
（三）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所指情况应于敌对行为或占领开始以前或以后使冲突的各方所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立即生效。在此情况下，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用最迅速的方法送达第三十八条所指的通知。
第三十四条 有效的实施
（一）作为公约一方的每一国家应于公约生效之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公约能于生效后六个月期间内有效实施。
（二）上述期间对于公约生效后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而言，应为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以后的六个月。
第三十五条 公约地域适用的扩展
缔约任何一方可以在批准或加入时，或在此后的任何时候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提出通知，声明本公约应扩大适用于国际关系由该方负责的一切或任何领土。上述通知应于收到后三个月生效。
第三十六条 同以前各公约的关系
（一）在受1899年9月29日或1907年10月18日关于陆战法律和习惯的海牙第四公约和关于战时海军炮轰的海牙第九公约约束，同时也是本公约缔约各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本公约应作为上述第九公约和第四公约所附条例的补充，并在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使用明显的标记时，应以本公约第十六条所述的标记代替上述第九公约第五条所述的标记。
（二）在受1935年4月15日关于保护艺术和科学机关以及历史纪念物的华盛顿条约（罗埃里奇条约）约束，同时也是本公约缔约各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本公约应作为罗埃里奇条约的补充，并应在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使用明显的标记时，以本公约第十六条所述的标记代替上述条约第三条所述的明显旗帜。
第三十七条 退出
（一）缔约各方可以用其自己名义或者国际关系由其负责的任何领土的名义退出本公约。
（二）退出应以书面文件通知，交存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三）退出应于收到退出书后一年生效。但是，上述期间届满时，如果退出的一方卷入到一个武装冲突之中，则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前或在文化财产返还工作完成以前（以发生在后者为准），退出不发生效力。
第三十八条 通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将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及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一切批准书、加入书或接受书以及第三十五、第三十七及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通知书和退出书的交存事项告知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各国及联合国。
第三十九条 公约及其实施条例的修正
（一）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出对本公约及其实施条例的修正案。任何建议的修正案文本应交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转送缔约各方，要求各方在四个月内答复，载明它是否：
（甲）要求召开会议来考虑所提出的修正案；
（乙）赞成不必召开会议就接受所提出的修正案；
（丙）主张不必召开会议就拒绝所提出的修正案。
（二）总干事应将根据本条第一款所收到的答复转送所有缔约各方。
（三）如果所有缔约各方在规定期限内均已根据本条第一款（乙）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表示意见，赞成不必召开会议就接受修正案，则总干事应按照第三十八条通知此项决定。修正案应从通知日起经过九十天对所有缔约各国生效。
（四）如果有缔约各方三分之一以上请求，总干事应召集缔约各方开会考虑所提出的修正案。
（五）前款规定所述对公约或其实施条例的修正案只有在出席会议的缔约各方全体通过并经缔约每一方接受之后才能生效。
（六）对公约或其实施条例的修正案经第四款和第五款所述会议通过后，应于缔约各方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交存正式文件后对该方发生接受的效力。
（七）对本公约或其实施条例的修正案生效后，只有经修正后的公约或其实施条例的文本应予开放，任凭批准或加入。
第四十条 登记
本公约应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请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下列签署人经合法授权在本公约签字，以昭信守。
1954年5月14日订于海牙，计一份，应存放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档案库内，经证明无误的抄本应分发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所指一切国家以及联合国。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的实施条例
第一章 管制
第一条 国际人名录
本公约生效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编制一部国际名册，包括缔约各方所推荐有资格执行文化财产专员职务的一切人士。该名册应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倡议下，以缔约各方所提出的请求为根据而于经过一定期间时加以修正。
第二条 管制的组织
缔约任何一方一旦卷入公约第十八条所适用的武装冲突时，
（甲）该方应即任命在其领土内文化财产代表一人；如该方占领另一方领土时，应任命在该领土内文化财产的特别代表一人；
（乙）代表冲突各方的实施保护国应即按照下面第三条任命驻在敌对一方的代表；
（丙）文化财产专员一人应按照第四条规定派往缔约一方。
第三条 实施保护国家代表的任命
实施保护国应从其外交或领事人员中，或者在驻在国一方的同意下从其他人员中任命其代表。
第四条 专员的任命
（一）文化财产专员应经驻在国及代表敌对各方的实施保护国共同协议从国际人名录中选出。
（二）各方如从开始讨论此事起三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它们应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任命专员，该专员于驻在国同意此项任命以前不得就职。
第五条 代表的职务
实施保护国的代表应注意有无违反公约的事实，在获得驻在国同意的情况下调查违反的事实在什么环境中发生，就地提出制止此项事实的主张，如有必要时，并以此项违反的事实通知专员。代表应将其活动随时告知专员。
第六条 专员的职务
（一）文化财产专员应会同其驻在国一方代表和有关的代表们处理向他提出的与适用公约有关的一切事项。
（二）他对于本条例所规定的事项有决定权和任命权。
（三）在其驻在国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他有权命令进行调查，或自行调查。
（四）他应向冲突的各方或其实施保护国提出他所认为有利于公约实施的任何主张。
（五）他应制作关于公约实施的必要报告，并分送有关各方及其实施保护国，并应以抄本送给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总干事只可以利用报告中技术性的内容。
（六）如果没有实施保护国，由专员行使公约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二条所规定实施保护国的职务。
第七条 视察员和专家
（一）不论何时文化财产专员认为必要时，他应当根据有关代表的请求或者在同有关代表协商后，提出一位负有具体使命的文化财产视察员，视察员的提名应获得专员驻在国的同意。视察员只对专员负责。
（二）专员、代表和视察员可以获得专家的服务，专家的提名也应获得前款所述一方的同意。
第八条 管制任务的执行
文化财产专员、实施保护国的代表、视察员和专家执行任务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越委任的范围。他们应当特别注意其驻在国一方安全上的需要，并应当在一切情况下按照该驻在国所告知他们的军事情势上需要行事。
第九条 实施保护国的替代者
如果冲突的一方不能或不再从实施保护国的活动中获得利益时，可以邀请一个中立国家担任实施保护国的职责，以便按照上面第四条所规定的程序，指定文化财产专员。这样指定的专员如有必要可以将本条例所规定实施保护国代表的职务托付于视察员。
第十条 费用
文化财产专员、视察员和专家的报酬和费用应由驻在国开支。实施保护国代表的报酬和费用应由实施保护国与其利益受到保障的国家之间协议而定其负担。
第二章 特别保护
第十一条 临时保藏所
（一）在武装冲突时，缔约任何一方如由于不能预见的情况而设立临时保藏所，并希望予以特别保护者，应迅速将此意通知驻在该方的专员。
（二）专员如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并且由于临时保藏所中所藏文化财产的重要性，应采取此项措施时，可以准许缔约该方在保藏所上显示公约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明显标记。专员应将其决定毫不迟延地通知有关实施保护国的代表，每一实施保护国的代表可以在三十天期限内命令撤除上述标记。
（三）一经上述代表表示同意或者三十天期限已过而无任何上述有关代表表示反对，而且根据专员的意见，保藏所符合于公约第八条所规定的条件时，专员应请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将该保藏所登记在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登记册内。
第十二条 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国际登记册
（一）应置备一本“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国际登记册”。
（二）上述登记册应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保管。总干事应将抄本供给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缔约各方。
（三）登记册应分为若干节，缔约各方各占一节。每一节应再分成三款：保藏所、贮藏纪念物的中心站、其他不能移动的文化财产。总干事应决定每节应包含哪些细节。
第十三条 登记的声请
（一）缔约任何一方可以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提出声请，将在其领土内的某些保藏所、贮藏纪念物的中心站或其他不能移动的文化财产载入登记册。上述声请应载明此项财产的所在地，并应证明此项财产符合于公约第八条的规定。
（二）如果发生占领，占领国有权提出上述声请。
（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毫不迟延地将登记声请书的抄本分送缔约各方。
第十四条 异议
（一）缔约任何一方可以致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对于文化财产的登记提出异议，该函必须于总干事发出登记声请书抄本之日起四个月内送达于总干事。
（二）上述异议应载明理由，只有下列原因为有效：
（甲）此项财产不是文化财产；
（乙）此项财产不符合于公约第八条所述条件。
（三）总干事应毫不迟延地将异议书的抄本分送缔约各方，如有必要时，并应咨询纪念物、艺术和历史遗迹以及考古发掘物国际委员会，再如认为适当时，咨询任何其他有资格的组织或个人。
（四）总干事或声请登记的缔约一方可以向提出异议的缔约各方作必要的说明，其目的在使异议得以撤回。
（五）缔约一方如在平时已提出登记声请而在登记入册以前卷入武装冲突时，有关的文化财产在对任何异议可能作出或已作出确认、撤回或撤销以前，应立即由总干事暂时登记入册。
（六）如果总干事在收到异议书之日起六个月内还没有从提出异议的缔约一方收到撤回的通知，声请登记的缔约一方可以请求按照后一款规定的程序进行仲裁。
（七）关于仲裁的请求不得在总干事收到异议书以后逾一年提出。争端的双方应各指定仲裁员一人。如果对于同一登记声请提出不止一项异议时，提出异议的缔约各方应根据共同协议指定仲裁员仅一人。上述仲裁员应从本条例第一条所述国际人名录选出主任仲裁员一人。如果该两仲裁员就选择的对象不能获得协议时，应请国际法院院长指定主任仲裁员，不一定要从国际人名录选择。如上组成的仲裁庭应制定其自己的程序。对于上述仲裁庭的裁决不得上诉。
（八）发生争端时，作为争端一方的缔约每一方可以声明不愿适用前款所规定的仲裁程序。在此情况下，对于登记声请的异议应由总干事提交缔约各方。只有在参加表决的缔约各方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通过时，异议才获得确认。除非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认为必须根据公约第二十七条授与他的权力召集会议，表决应采取通信方式。总干事如决定以通信方式进行表决，应邀请缔约各方从邀请之日起六个月内用密封函件投票。
第十五条 登记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将声请登记的每项财产编号登记入册，但以未在第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期限内收到异议者为限。
（二）如果已有异议提出，总干事只能在异议已经撤回或者经过第十四条第七款或第八款所规定的程序异议没有获得确认的情况下将财产登记入册，但这并不影响第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
（三）在适用第十一条第三款时，总干事应根据文化财产专员的请求将财产登记入册。
（四）总干事应毫不迟延地将在登记册内所作每项登记的经证明无误的抄本送给联合国秘书长和缔约各方，而且在声请登记的一方请求时，并应送给公约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所述一切其他国家。登记在上述抄本发出后三十天生效。
第十六条 注销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在下列情况下应注销任何财产的登记：
（甲）有关文化财产在其领土内的缔约一方请求注销时；
（乙）声请登记的缔约一方声明退出公约，而且退出业已生效时；
（丙）在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所规定特别情况下，经过第十四条第七款或第八款所述的程序异议已被确认时。
（二）总干事应毫不迟延地将注销书的经证明无误的抄本送给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曾经收到登记册登记抄本的一切国家。注销书应于上述抄本发出后三十天生效。
第三章 文化财产的运输
第十七条 获得豁免的程序
（一）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所指的请求应送达于文化财产专员。请求书应载明所根据的理由以及迁运物件的大概件数和重要性、现场、拟运往地点、所用交通工具、所经过路线、启运日期和任何其他有关的事项。
（二）专员如于听取他所认为合适的意见后认定迁运为有理由时，应就实行迁运所采措施同有关的实施保护国代表协商，并应于协商后将迁运事通知冲突的有关各方，通知内包括一切有用的情报。
（三）专员应指定视察员一人或数人，视察员应查明只有在请求书内载明的财产将予迁运，运输将按照业经许可的方法实行，并应出示明显的标记。视察员应随从财产到目的地。
第十八条 向国外运输
受特别保护的迁运目的地如在另一国领土内，不仅应适用公约第十二条和本条例第十七条，而且还要适用下列各规定：
（甲）文化财产留存在另一国领土时，该国即为此项财产的保管者，并应给与同它给与自己的同样重要的文化财产一样的注意；
（乙）保管国应于冲突终止时才将财产返还。返还应自请求返还之日起六个月内实行；
（丙）在进行关于迁运的各种活动时，并且在文化财产还留存于另一国领土时，该项财产免受没收，并且不得由交存国或保管国予以处置。但是如果为财产的安全认为有必要时，保管国可以在获得交存国同意的情况下，根据本条规定的条件将财产运至第三国领土；
（丁）关于特别保护的请求应表明财产运往其领土的国家接受本条的规定。
第十九条 占领领土
占领缔约另一方领土的缔约一方如将文化财产迁运到位于该领土内另一地点的保藏所而不能遵照本条例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程序时，此项迁运不得视为公约第四条含义内的侵占行为，但须经文化财产专员于就商通常保管人员后书面证明在当时环境下此项迁运是有必要。
第四章 明显标记
第二十条 标记的安放
（一）明显的标记应安放何处以及如何使其易于看到应由缔约各方的主管当局斟酌决定。标记可出示在旗帜上或臂章上。标记可以画在物件之上或者以任何其他合适的方式表示。
（二）但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以及在公约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所述情况下，标记应置在运输车辆之上，以便在白天从上空或从地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定并不妨碍采用可能有的更完备的标志。
标记应在下列情况下从地面可以看到：
（甲）经过一定间隔时期足以清楚地显示贮藏受特别保护纪念物中心站的四周；
（乙）可以在受特别保护不能移动的文化财产的入口处看到。
第二十一条 人员的识别
（一）公约第十七条第二款乙项及丙项所述人员可以佩带有明显标记的臂章，此项臂章由主管当局发给并盖印。
（二）上述人员应携带有明显标记的特别身份证，该身份证至少应载明持有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职名或等级、及其职务。身份证应贴持有人的照片并有他的签名或指印或者两者俱备。身份证应盖主管当局的硬印。
（三）缔约各方应根据本条例所附式样作为示例，制定自己的身份证格式。缔约各方应交换所用身份证的式样。如果可能的话，身份证应制成至少两份，一份由发给的国家保存。
（四）上述人员如无正当理由不得被剥夺其身份证或佩带臂章的权利。

议定书
一
（一）缔约各方承允对于1954年5月14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一条所规定的文化财产，应防止其在武装冲突期间从缔约该方所占领的领土内输出。
（二）缔约各方承允对于直接或间接从任何被占领土输入其自己领土内的文化财产，将予以接管。接管应于财产输入时自动实行，或者在未自动实行的情况下，根据上述被占领土主管当局的请求而实行。
（三）缔约各方承允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将在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返还给以前被占领土的主管当局，但以此项财产的输出是违反第一款所规定的原则者为限。此项财产无论如何不得作为战事赔偿而予以保留。
（四）有义务防止文化财产从其占领领土输出的缔约各方对于根据前款应予返还的文化财产，应向此项财产的善意持有人给付赔偿金。
二
（五）来自缔约一方领土并由该方为保护文化财产使免受武装冲突危害而交存于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文化财产，应于敌对行为终止时由后者返还给此项财产来源地的主管当局。
三
（六）本议定书的日期为1954年5月14日，凡在1954年12月31日以前，对被邀参加自1954年4月12日起至1954年5月14日止在海牙举行的会议的所有国家开放，任凭签字。
（七）（甲）本议定书须经签字国按照各自宪法程序予以批准。
（乙）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八）本议定书应从生效日起对于第六款所述一切国家开放，任凭加入，不论是尚未在本议定书签字的国家或者是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执行局邀请加入的国家均可加入。加入应在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交存加入书后生效。
（九）第六款和第八款所指国家可以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时声明不受本议定书第一节或第二节各规定的约束。
（十）（甲）本议定书应于五份批准书交存后三个月生效。
（乙）此后，本议定书应于缔约每一方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后三个月对该方生效。
（丙）1954年5月14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所述情况，应于敌对行为或占领开始以前或以后，使冲突各方所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立即生效。在此情况下，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用最迅速方法送达第（十四）款所指的通知。
（十一）（甲）作为议定书一方的每一国家应于公约生效之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证议定书能于生效后六个月期间内有效地实施。
（乙）上述期间对于议定书生效后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而言，应为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以后的六个月。
（十二）缔约任何一方可以在批准或加入时，或在此后的任何时候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提出通知，声明本议定书应扩大适用于国际关系由该方负责的所有或任何领土。上述通知应于收到后三个月生效。
（十三）（甲）缔约各方可以其自己名义或者以国际关系由其负责的任何领土的名义，声明退出本议定书。
（乙）退出应以书面文件通知，并以此交存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丙）退出应于收到退出书后一年生效。但是，上述期间届满时，如果退出的一方卷入到一个武装冲突之中，则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前或在文化财产返还工作完成以前（以发生在后者为准），退出不发生效力。
（十四）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应将第七、八和十五各款所规定的一切批准书、加入书或接受书以及第十二和十三两款所规定的通知书和退出书的交存事实告知第六和八两款所指的各国及联合国。
（十五）（甲）如果有缔约各方三分之一以上请求，本议定书可以修正。
（乙）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应为此目的召集会议。
（丙）对本议定书的修正案只有在出席会议的缔约各方全体通过并经缔约每一方接受之后才能生效。
（丁）对本议定书的修正案经（乙）（丙）两项所述会议通过后，应于缔约各方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交存正式文件后对该方发生接受的效力。
（戊）对本议定书的修正案生效后，只有经修正后的议定书文本予以开放，任凭批准或加入。
本议定书应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请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下列签署人经合法授权在本议定书签字，以昭信守。
1954年5月14日订于海牙，计一份，用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四种文本有同等效力，正本交存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档案库内，经证明无误的抄本应分发第六和八两款所指一切国家以及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