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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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电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电监会

关于对电价违法行为进行整改，规范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00三年九月十一日 发改价检［2003］11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委、物价局、经贸委、电力公司：

今年3月以来，国家电监会组织在全国开展了电价检查，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部分省市电价进行了抽查。从检查情况看。多数地方政府及部门、企业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还比较突出，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干扰电力市场秩序，影响电力改革和发展。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电力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21号）和《国家计委关于整顿电价秩序规范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03］202号）精神。整顿电力市场秩序，保证电力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现就进一步规范电价管理，对电价违法行为进行整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当前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从促进发展、顾全大局出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执行国家电力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确保新旧电价体制平稳过渡，促进电力工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全面清理和纠正电价违法行为

（一）要严格按照国家批准的销售电价政策执行，不得超越价格管理权限制定销售电价，不得擅自扩大优惠电价范围和提高优惠电价幅度，也不得以生产准备电等名目实行优惠电价。对违反规定越权批准的优惠电价政策应立即停止执行。立即停止执行确有困难的，本着缩小范围、减少电量、调整幅度、平稳过渡的原则，尽快提出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监会同意，允许在今年内逐步取消。

（二）要严格按照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批复的上网电价及对应的上网电量执行，不得超越价格管理权限制定上网电价，不得擅自更改上网电价，也不得以自定基数电量及计划、合同等形式，把本应执行政府定价的电量变为超发电量或其他电量，变相降低上网电价。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执行。对因未按照国家规定执行造成与发电企业挂帐的应收电费,2003年发生的应在年内结清，2003年以前发生的，要与发电企业充分协商，限期结清。

（三）电网公司不得自立名目向发电企业乱收费，已经收取的上网服务费、调度费、技术服务费、委托管理费等要立即停止，发电企业可以拒付这些费用。对于原国家计委［2003］202号文伴下发后收取的费用，必须在2003年年底前退还给发电企业。今后，未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各电网企业不得向发电企业收取各种费用，也不得以签订购售电合同或并网协议等形式，向发电企业收取费用。

（四）未经国家批准自行实施的竞价上网，或采取市场采购、模拟市场变相实施竞价上网的要停止执行，完全停止有困难的，须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监会提出申请。今后，国家将结合电力市场的建立，逐步推进竞价上网工作。

（五）未经国家批准，不得自行实施大用户直购电试点项目，已经实施的大用户直购电项目，要停止执行。国家即将出台大用户直购电试点办法，规范大用户直购电行为。

三、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价格主管部门和电力监管部门对检查出来的乱加价、乱收费和越权定价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对违反政策、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更要加大处理力度，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对检查出来的价格违法行为，一经核实，要坚决处罚，该退还的坚决退还，该收缴的坚决收缴。

四、实行“三公开”原则

为维护市场公平，便于各方监督，要针对电价和电量、计划和调度、欠费和结算等不够公开透明的问题，实行三个公开。一是要公开价格主管部门批复各电厂的电价及对应的上网电量；二是要公开经贸委（经委）、计委和电力公司制定的各发电企业的年发电计划及电力公司的实际调度结果；三是要公开电力公司每年与各电厂的电费结算情况及用户的电费回收情况。

五、认真做好整改情况报告

各地要严格按照本通知和附表的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据实填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会同计委、经贸部门汇总一个整改情况报告及附表，省级电力公司单独汇总整改情况报告及附表，并于2003年9月30日前分别书面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和国家电监会（价格与财务监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监会将组成若干检查组，对各地整改后的情况进行直接检查，督促各地和各电力企业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整改，对有令不行、屡禁不止的越权定价及其它违反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要公开曝光并通报批评。

附件：一、越权出台优惠销售电价政策及整改情况表

二、电网企业擅自或变相降低上网电价及整改情况表




浅析不安抗辩权的优缺点

刘亚利


　　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本文对《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优点和不足。
　　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合同法》在承继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救济方法、对行使权利的限制和对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补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有序竞争的立法意图，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我国的《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
　　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不安抗辩权的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合同法》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对行使条件作了更充分详细的规定。
　　按照传统理论，不安抗辩权的应用应具备如下条件：（1）须因双务合同互负给付义务；（2）须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一方应先履行义务；（3）须在双务合同成立后对方发生财产状况恶化；（4）须对方财产显著减少，可能难以履行。然而财产的减少并不是相对人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现，商业信誉的丧失，技术机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对人履约能力的丧失。因此传统大陆法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就显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合同法》突破了这个限制，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　　一，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同时，《合同法》还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规定，把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相对人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当中，大大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给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权益，又充分照顾到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
　　从《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并没有获得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对方提前履约的权利，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后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以履行的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行，会对后履行方造成额外的负担，进一步降低其履约能力，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不能为了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因此不给予先履行方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和提前履约的权利体现了对后履行方的保护。同时，《合同法》对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作任何的限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的先进性。
　　三、进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的救济方式。
　　不安抗辩权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对合同的履行，一旦对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义务。但如果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那么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的规定十分模糊。这种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了先履约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我国的《合同法》明确规定：后履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进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有关规定与不安抗辩权制度间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条规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它给与了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并没有限制这种权利适用于何种场合，因此可以认为这条规定对同时履行和先后履行两种场合都是适用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时，另一方当事人适用第九十四条规定，直接享有解除权，这与英美法系对明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是相同的。但当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既可以解释为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是英美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又可解释为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辩权，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对人提供履约保证，但无权直接解除合同，这是大陆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出现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如果赋予先履行人选择适用第九十四条的权利，则极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条所设置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后履行方合法权益的措施形同虚设，从而损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这个问题是我国新《合同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的融合还不够彻底造成的，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我国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应当负举证责任，这是各国法律所认同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比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决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地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许当事人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虽然可以避免当事人不当行使或滥用不安抗辩权，但却大大增加了当事人使用不安抗辩权的成本，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三、“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使法律更清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