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切实加强市场监管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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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


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

关于印发《二00四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普法办公室：
现将《二00四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印发你们，望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
二00四年一月三日



二00四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

2004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之年，也是落实“四五”普法规划和决议的关键之年，切实做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4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四五”普法规划确定的“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目标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努力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1、大力宣传全国人大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积极宣传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和重要意义，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大力开展《行政许可法》的宣传教育，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2、深入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有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建设的宣传，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和充分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3、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继续加强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包括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文化市场、金融市场、财税秩序和旅游市场秩序等重点工作的法制宣传，不断提高消费者、市场主体和市场监管者的依法消费意识、依法经营意识、依法维权意识、依法管理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司法部和全国整顿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办公室等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的要求，充分发挥法制教育在加强社会诚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4、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继续积极主动参与“严打”整治斗争，进一步加强对有关“严打”整治斗争和扫除黄、赌、毒等专项斗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的责任意识、严格执法意识、公正司法意识，积极防范和及时打击各种犯罪行为；努力提高公民的防范意识、维权意识和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意识。
二、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深入抓好《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意见》、《关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若干意见》、《关于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学法用法和进行依法行政培训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贯彻落实，加强检查督促，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6、继续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学法用法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积极筹备好中央政治局法制学习讲座；各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要逐步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确保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法制学习讲座；要继续完善党委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培训，特别要在落实《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若干意见》的基础上，总结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考核的工作经验，不断完善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的能力。
7、继续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保证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不断提高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认真贯彻《关于规范兼职法制副校长职责和选聘管理工作的意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兼职法制副校长工作的业务培训，帮助、指导他们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发现典型，交流推广经验，适时组织评选表彰先进，促进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扎实开展。
8、深入开展流动人口、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注意研究规律，总结经验。
三、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依法治理
9、全面落实“四五”普法规划，在深入普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依法治理。适时召开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国家机关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促进各部门、各行业的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
10、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依法治理领导机制，充分发挥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协调、指导、检查、监督的职能作用，逐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11、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农村、社区、企业依法治理。积极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通过督促、检查和表彰工作，总结交流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把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不断引向深入；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努力在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创新，推进社区依法治理；重视企业的依法治理，努力增强企业经营者的法制观念，促进企业的依法经营。
四、转变观念，不断创新法制宣传形式
12、加强对法制文艺、法制报刊工作的指导。积极发挥群众性文艺团体的作用，大力开展基层法制文艺宣传活动，丰富宣传内容和形式，提高宣传效果；继续做好法制报刊、图书、音像出版的管理工作。
13、加强管理，大力推进影视法制宣传工作。司法部、国家广电总局将出台《关于加强电视法制宣传工作的意见》，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与有关部门配合，共同组织好第八届全国法制题材电影电视节（剧）目“金剑奖”和第十七届法制好新闻奖的评选工作；组织制作法制宣传教育短剧、专题片和法制宣传教育节（栏）目，丰富法制宣传的内容和手段；继续做好司法行政工作题材影视剧本的审查立项工作；继续办好《法制播报》栏目。
14、继续推进中国普法网建设和网络法制宣传，积极推动地方法治网络的建设。加强中国普法网及地方法治网络的沟通与合作互动，提高宣传质量，形成宣传合力，扩大影响力；适时举办网上论坛、在线咨询、法律知识竞赛、网上法制宣传评奖、国家司法考试在线咨询等系列活动；初步建立广播电视法制节目音频、视频网上交流播放平台。
15、加强对外法制宣传。继续与有关媒体合作，举办对外法制宣传栏目；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概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度概览》。充实和完善中国普法网的法律法规英文数据库，发挥网络媒体在对外法制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16、继续办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统筹策划和组织实施，增强宣传效果，扩大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
五、加大“四五”普法规划和人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
17、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做好“四五”普法规划和人大决议落实情况的执法大检查。对照“四五”普法规划和决议，认真制定检查方案；根据检查结果，找出不足和问题，积极研究改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目标的实现；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争取将“四五”普法规划和人大决议执行情况列入地方人大执法检查范围。
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立法工作
18、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设。认真总结、完善和推广法制宣传教育各项工作制度，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建章立制工作，使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工作有章可循，探索建立法制宣传工作的长效机制。
19、积极推进法制宣传教育立法工作。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地方立法的经验，加强国家法制宣传教育立法的调研论证和舆论宣传工作，逐步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七、加强理论研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理论支持
20、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理论研究，探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规律性。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普法 依法治理工作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分析现状，找准症结，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认真筹备召开全国普法依法治理理论研讨会，推进各地、各部门、各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研究和工作指导水平。
21、充分发挥各级普法讲师团的作用。调整充实“四五”普法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人员，继续做好法制讲座，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各地也要充分调动讲师团成员的积极性。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普法依法治理的研究和宣传，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更加科学和更富有成效。

中国证据法学前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
　　●“科学证据”时代的来临向司法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司法人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司法活动的科学水平。
　　●无论是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要求我们重视证据，要求我们制定一套严格的而且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
　　●我国的证据法应该明确规定各种证据规则，包括收集证据的规则、保管证据的规则，采用证据的规则，排除证据的规则，举证的规则、质证的规则等。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证据理论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我国的司法证明实践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还缺乏突破和创新。目前，我国的证据法学不仅落后于审判实践的需要，也落后于司法改革的步伐。展望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聆听“依法治国”的时代呼声，我国的证据法学必将走出低谷，创造辉煌。
　　一、迎接科学证据时代的挑战。
　　纵观人类司法证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证明方法和手段的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从以“神证”为主的证明向以“人证”为主的证明的转变。第二次是从以“人证”为主的证明向以“物证”或“科学证据”为主的证明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和推广总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物证及其相关的鉴定结论等证据为“科学证据”。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一直处于随机和分散发展的状态。直到18世纪以后，与物证有关的科学技术才逐渐形成体系和规模，物证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也才越来越重要起来。毫无疑问，19世纪是“科学证据”长足发展的时期，而20世纪则是“科学证据”步入司法证明舞台中心的时代。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以人身识别为核心的物证技术层出不穷。继笔迹鉴定法、人体测量法和指纹鉴定法之后，足迹鉴定、牙痕鉴定、声纹鉴定、唇纹鉴定等技术不断地扩充着司法证明的“武器库”。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出现的DNA遗传基因鉴定技术，更带来了司法证明方法的一次新的飞跃。目前在一些科学发达的国家中，“科学证据”已经在各种司法证明手段中占据首位，成为新一代“证据之王”。可以毫不夸张地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
　　“科学证据”时代的来临向司法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复杂纷繁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在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进程中，司法活动的对象也在不断提高其科技含量，司法活动的环境也在不断更新其科技内容，因此司法人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司法活动的科学水平。具体就司法证明而言，我们首先要转变以“人证”为主的办案观念，克服“口供情结”，要养成以“科学证据”为主的办案习惯；其次，我们要增加司法证明手段的科技含量，即使在各种“人证”的运用过程中也要提高科技水平，要学会运用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其他科学方法来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科学地查明案情和证明案件事实。
　　二、司法公正呼唤严格强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法。
　　“依法治国”是时代的呼声，而司法公正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司法公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其二是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决的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称为“程序公正”；后者称为“实体公正”。就司法系统而言，实体公正是指系统的最终“产品”是否公正；程序公正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
　　实体公正必须建立在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如果案件事实认定有误，那么司法裁决的结果就不可能是公正的。例如，张三本没有杀人，法官却认定他杀了人，实体公正就无从谈起了。由于案件事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而且司法人员只能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去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所以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与否。换言之，离开了证据，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就是一句空话。
　　程序公正具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保障司法活动的当事人或参与者的正当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其二是保障在司法活动中尽可能实现实体公正，因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要实现程序公正，就必须有一系列的规则，而证据规则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因此就要有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来保障正确地收集证据和使用证据，包括具体证据的发现、提取和保管等程序方法。毫无疑问，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而且会使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步入歧途，因此，这种行为必须禁止，这样获得的证据必须排除。没有这些证据规则，程序公正就是一纸空文。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要求我们重视证据，要求我们制定一套严格的而且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为了适应新世纪对司法活动的要求，为了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保障司法公正，我们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而且“强大”的证据法典。这也是我国证据法学面向21世纪所不容回避的历史使命。
　　三、“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结合是我国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抛开社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我们可以抽象地把古今中外的司法证明制度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法定证明模式（亦称为“法定证据制度”）；另一种是自由证明模式（亦称为“自由心证制度”）。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是否给司法人员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的自由。换言之，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收集使用各种证据的规则和审查判断每一种证据的标准，还是让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良知去自由收集证据和判断证据。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两种司法证明模式仍然褒贬不一。
　　主张法定证明模式的人认为：司法公正的核心就在于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而要做到这种一视同仁，司法人员在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时就必须遵照统一而且具体明确的规则，不能有任何自由裁量权。换句话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实体法问题，也应该适用于程序法问题，也应该适用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此外，证据规则与实体法规则一样，也应该具有可预见性，所以必须由法律事先明确地规定出来。
　　但是偏爱自由证明模式的人认为：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环境状态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为了保证具体案件中证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法律必须给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地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去自由地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且司法人员普遍具备的良知和能力也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目前，我国采用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畴，尽管我们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录音资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等规定。由于我们多年来一直宣称我国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国的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确实享有颇让外国法官羡慕的自由裁量权。
　　进行证据制度改革，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确改革方向和我国证据法的基本框架。毫无疑问，我们的证据制度应该是自由证明模式与法定证明模式的结合。考虑到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的总体素质比较低和审判实践中证据采信混乱无序等情况，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模式为辅的思路。在证据制度的大部分内容上采用法定证明模式，仅在证据价值评断上采用自由证明模式。换言之，收集使用证据一定要规范化；审查判断证据可以自由化。具体来说，我国的证据法应该明确规定各种证据规则，包括收集证据的规则、保管证据的规则，采用证据的规则，排除证据的规则，举证的规则、质证的规则等。但是在评断各种具体证据的证明价值时，法律不必束缚司法人员的手脚，而应该给予他们较大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