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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尴尬、成因及对策/韦群林

韦群林
　　

　　一、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律师执业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尴尬

　　作代表权利并充分表达权利、有效制衡权力的“社会法律监督者”， 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取代、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律师通过发挥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先知者”与“润滑剂”、经济建设的“促进者”、依法行政的“加强者”和法治建设的“完善者”等几个方面的作用，实现其“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职业使命。

　　和古代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侠客”不同的是，就其职业行为特征而言，律师所要表达的是当事人的权利，表达的前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对当事人表达自身权利行为的代理，律师表达权利、制衡权力的行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而沟通律师与当事人委托关系、构成律师代理行为合法性的文件恰恰就是当事人聘请、委托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

　　这一份份看似平常无奇律师代理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委托代理合同意味着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信赖、信任，意味着自己权利的托付以及最大的实现可能；而对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而言，特别是对于具体承办律师个人而言，委托代理合同则意味着自己职业使命的诞生，意味着众多自己从“社会法律监督者”选手中脱颖而出，有机会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可见律师代理合同不仅是连接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纽带，更是沟通律师维护法治、实现正义的职业宗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桥梁。

　　然而，令律师行业感到尴尬的是，本为当事人权利奔走呼号、本应获得当事人最大信任和尊重的律师，却频频被当事人推上法庭，充当种种案由的被告。 如认为“辩护律师未尽责”而引发的死刑犯母亲状告律师案； 因官司败诉而引发的委托人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返双倍律师费案; 因涉嫌双方代理而导致的当事人状告律师“拿着这边吃那边”案； 认为律师不履行合同义务而状告律师“收钱不辩护案”； 甚至于当事人为得到妻子不忠的证据，委托律师调查，结果律师无法取得证据，便将律师送上法庭； 以及曾一时轰动中国律师界的恒积大厦状告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的因律师事务所过错责任而被索赔2240万元案（最终上海高院终审判决建纬所应将收取的240万元悉数返还恒积大厦）。

　　这些状告律师的案例向我们展示，当事人状告律师案例早已不再新鲜，并且似有上升势头；当事人状告律师，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谨慎从事，而是不管有理无理，先告了再说；新闻界、甚至个别法官推波助澜，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司法判决、原告诉讼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上一通“办案法官对记者说……虽然败诉，但是，刘先生状告代理律师事务所一案说明百姓法律意识在日益增强，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此举对推动律师事务所更为诚信地为委托人服务有积极意义”的感慨； 重视管理、知名度大的律师事务所也难以幸免，如恒积大厦诉建纬所案就是如此。

　　从律师与当事人代理合同纠纷解决的渠道来看，除了诉诸法院以外，双方协商、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投诉而获得解决的律师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换言之，因律师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而产生的纠纷可能远比人们一般感觉的数量要多。曾经有一位资深律师戏称，如此发展下去，将来专门代理当事人状告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律师恐怕也会成为我国律师发展的一个“专业方向”，因为国外就有这样“专吃律师的律师”。

　　诚然，有权利就会有权利的碰撞，所以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一方面难以避免，即便是属于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尴尬，也往往是难以彻底避免，或者说是挥之不去；但是不断攀升的纠纷，以及这些纠纷通过正规的新闻渠道或非正规的社会传闻扩散而形成的社会对律师执业效果、能力、诚信甚至律师存在价值方面的疑惑、质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又是律师业界所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的问题。

　　因此，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寻找避免或应对纠纷的对策，应该是律师行业管理、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以及律师明智地代理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二、律师代理合同纠纷成因浅析

　　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可以从不同角度、或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多种类型划分，如从纠纷产生的阶段来看，可以划分为代理合同履行前、履行中和履行后纠纷；从引起纠纷的过错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过错、当事人过错、混合过错以及无过错纠纷；从投诉动因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启动以及当事人启动的纠纷两大类型，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张权利型、报复型、迁怒误解型、追求轰动效应型纠纷。下面就最后类型的划分展开讨论，以便弄清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律师启动的纠纷

　　一般来说，当事人所要求律师代理活动的不合法、提供证据材料虚假、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或律师办案所需其他合理费用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律师启动合同纠纷协商、调解等纠纷解决程序，要求支付费用或解除合同（或者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达成合意而订立合同），纠纷也极有可能无须诉诸法院即告解决。

　　真正让律师耿耿于怀而非将当事人推上法庭不可的，往往是当事人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而引起的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出于律师职业谨慎考虑，此类纠纷见诸新闻报道的并不在多数，或者虽然报道，可能是人们对于各种赖债行为，包括赖律师费在内，早已“波澜不惊”之故，于是按“狗咬人不是新闻”的行业文化，记者们往往也无太大兴趣对律师起诉当事人的案例进行太多热情洋溢的报道。

　　（二）当事人启动的纠纷

　　通常当事人比律师更容易启动代理合同纠纷处理程序，特别是非诉解决程序，如到事务所投诉承办律师、到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就通过诉讼程序起诉律师（事务所）而言，下列原因都可能成为诱发起诉的动因：

　　1、主张权利

　　总体上说，律师（通过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不排除个别律师（甚至非律师）借律师代理合同，收取律师费后不履行代理职责。包括（1）因繁忙、懈怠或漠视当事人权利等缘故而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代理义务；（2）因业务水平局限或判断失误、行为不慎而错误地履行代理义务；（3）误导当事人对可主张权利数额的期望，致使当事人陷入在法律必然败诉的诉讼，导致诉讼费、律师费等方面的损失；（4）错过上诉期、诉讼时效，导致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严重下降或丧失；（5）承办律师身份存在问题，如以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充当律师；以其他非律师人员冒充律师；或者以一般资历的律师充当合同明确约定、当事人指名的资深律师；（6）丢失重要证据或全部案卷；（7）其他因律师违法、违约或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形。

　　2、报复

　　如果说律师的过失违约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通过正常合法渠道解决代理合同纠纷的话，那么律师的故意违约行为则极有可能遭致当事人的愤恨，引来不同渠道的报复，诉诸法院可能是最文明、最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做法了。主要原因表现为：（1）律师标榜某种特殊身份或承诺作为普通律师所不可能达到的办案效果，但订立合同、收取费用后当事人发现上当；（2）律师违反约定或法定的保密义务，或者违背社会一般公认的诚信水准，漠视甚至出卖当事人的利益。

　　如某律师事务所在担任某建筑企业法律顾问期间，获得当事人的一些业务资料。后在该所律师代理的其他案件中，利用这些业务资料作为证据，导致该建筑企业及关联企业利益严重受损，从而导致顾问合同履行后的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纠纷。尽管律师事务所也进行了一些法律形式上的辩解，但当事人认为律师诚信低下，事发后态度还十分恶劣，于是采取了当着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面打事务所主任耳光、以粪便涂事务所主任家门等过激手段对律师（事务所）进行非法报复，事务所主任之妻受刺激住进精神病院，一时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

　　3、误解及迁怒

　　细心观察一下委托人订立代理合同时的表现，不难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即不少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并没有认认真真研读代理合同文本即签字盖章；而律师方面在谈论所托具体法律事务办理构想以及吸引当事人达成合同方面表现积极的同时，对律师代理特点（如律师交付的只是符合勤勉谨慎的代理行为，而不是当事人期望的有利代理结果）、法律事务承办风险（由于形成裁判结果的因素复杂，我国诉讼可预测性极差，律师根本无法保证当事人最终获得的就是依法应获得的诉讼结果）、委托期限（究竟是一审、二审还是执行阶段）等等问题缺乏真正深入的告知与释明，造成当事人对代理合同的误解与误读，从而导致不必要的代理合同纠纷。
综观全国案件质量评估工作，评估指数逐年提高。但是，在我们自认案件质量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社会公众对它的评价却与我们的自认有较大差异。这让我们思考：如何追求评估数据与实际审判工作相统一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评估数据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对此，优化已有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数，确定相应的标准——合理区间，也是破解难题的方法之一。

一、合理区间的研究背景

尽管目前对评估工作“唯数据、唯名次”不良倾向早成共识，但因缺乏评估标准的技术支撑，实践中仍然难以摆脱通过追求数据来显示各自法院或部门的案件质量。随之而来的各种负面风险在所难免。

（一）指数趋好与审判工作实际提升脱节风险

按照逻辑，只有审判工作水平真正提升了，指数才会更加亮丽。然而，现实中两者脱节现象不在少数。以结案均衡度指数为例，设立初衷是为了形成在总体上达到收、结案动态平衡的良性办案机制，所以，无须追求微观、绝对的均衡。然而，一些法院指数接近于零甚至为零。达到这样的均衡度，收案和结案都必须绝对均衡，可能伴随牺牲当事人诉权或违背司法规律的隐患。

（二）指数趋好与审判管理目标实现背离风险

审判管理目标定位于案件公正、效率、效果三个方面的综合提升，而不是过多偏向一方。但实践中，为了评估总分的提高，多数法院会优先选择容易提升的指标开展工作。相比较而言，效率指标的提升远远快于公正和效果指标。

（三）指数趋好与审判绩效考核结果失衡风险

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具有天然的考核功能，但在目前审判绩效考核工作中，因为是以评估指数点位而非区间来考核，导致一些指标虽然进入了良性区间，仍存在着“高指标、低评价、大差距”的不良现象。


二、合理区间的内涵界定

（一）合理区间的概念分析

目前对合理区间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合理区间是指审判质效指数正常的运行幅度。第二种，合理区间是指标满意值与不满意值之间的区间。笔者认为，概念不仅要反映事物对象的范围，而且要反映其所特有的属性。第一种概念只从外在形式下定义，而何为“合理”，只字未提，尚未反映其特有的内在属性。第二种概念是从价值属性下定义，何为“合理”，意为价值定位问题。虽具合理性，但事物的本质并不等同其价值属性。综上，合理区间是指，在司法环境处于相对均衡的态势下，某些案件质量评估指数体现出审判规律和管理原理的内在要求，呈现一定的稳定状态，上下振荡于一定的幅度内。

合理区间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只有影响审判活动的各种因素相对稳定时，审判活动处于稳健的运行中，反映审判结果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数才有规律性。二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作为审判规律和管理原理的内在体现，合理区间具有绝对性。但作为一定时间、空间上的存在物，其也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法院、不同地区法院等存在差异。三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只有当某项评估指标在其本质上存在合理区间时，其量化表现才有可能被设为合理区间。如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错误）指标，虽其指数也可呈稳定状态，但不是合理区间，因为它的理想值是零，除此之外，难谓“合理”。


（二）合理区间的价值定位

1．消弭排序性评估的不足。设定合理区间后，就有了相对客观的评估标准，无需继续侧重与其他法院或部门进行比较排名。只要指数在合理区间内，我们就认为审判整个运行态势是良性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唯数值、唯名次”管理冲动的产生。

2.成为审判态势分析的标尺。合理区间是衡量审判工作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一个标志，实现了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正常值标准范围从无到有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改变现行审判管理的主要理念——过多追求指标数值的优化，转向以合理区间为基准，探寻、解决审判运行态势中存在的问题。

3.衔接绩效考核工作的需要。以指数合理区间为标准取代目前以指数点位为标准，并且采用一定的量化技术处理，有效衔接审判绩效考核。比如，按指数是否在合理区间将指标相应确定为正常与非正常两个等级，在合理区间内为正常等级，在合理区间之外为非正常等级。在其基础上，对于不同等级，分别赋予相应分值，以便量化考核。


三、合理区间的本体论证

（一）审判规律的内在要求

审判规律最低要求体现在诉讼法具体规则的落实上，进而内在地决定案件质量评估指数存在合理区间。比如，因无法准确预测当事人何时行使诉权，为切实保障他们的诉权，只能“以收定结”，因而结案数不可能月月相等，结案均衡度指数不可能月月为零。所以，均衡结案度指数应该是在零以上的一个区间内波动。

（二）评估技术的转型需求

审判质量效率评估采用的是多指标综合评估技术，该技术可分为排序性评估和价值性评估。排序性评估只关心排名情况，其评估结果的“好与坏”没有标准可供参照。价值性评估是根据标准评估参评单位在综合水平是否达到了“优”、“良”或“差”。对法院来说，没有现成的评估标准可供利用，注定开始阶段只能采取排序性评估。但是，随着客观标准的总结和提炼，必然转向更科学的价值性评估。

（三）司法环境的条件成就

除了上述逻辑上的可能性外，合理区间若想成为事实，其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司法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协调，且处于相对的均衡状态。目前，许多法院人均结案数保持相对稳定，法院宏观管理与法官自我管理趋于良性互动，数值历时性增长放缓与共时性大小互制趋于稳定态势，司法环境已初步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