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准则：2000》的通知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国检认[2000]211号
关于印发《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准则：2000》的通知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于1999年12月份正式发布了国际标准ISO/IEC 17025：1999《测试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并将用它替代ISO/IEC指南25：1990《校准和测试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为了使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实验室注册工作及时采用新的国际标准，国家局决定发布《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准则：2000》（见附件），自2001年1月1日起实施。本准则等同采用ISO/IEC 17025：1999国际标准。
国家局已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实验室注册准则》（国检认[2000]44号）自2001年12月31日废止。
新旧准则过渡计划如下：
1．2001年1月1日起，大区考核领导小组可以同时接受按《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准则：2000》或按《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实验室注册准则》的注册申请，按申请的准则对实验室进行现场评审。
2．2001年6月30日以后，大区考核领导小组停止按《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实验室注册准则》接受注册申请。在2001年12月31日前，完成按旧准则对实验室进行的现场评审工作。
3．2001年12月31日起，大区考核领导小组对系统内申请注册实验室进行的评审全部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准则：2000》进行。
二OOO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准则（2000）
1 总则
1.1 本准则规定了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系统内（包括取样）的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其内容等同采用ISO/IEC 17025：1999《测试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1.2 依据《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系统内实验室注册管理规定》，凡申请注册的检验检疫系统内实验室，必须满足本准则的要求。
1.3 根据检验检疫系统内实验室的特性，国家检验检疫局可制定检验检疫注册实验室能力的特殊要求，并作为本准则的补充规定执行。
1.4 本准则适用于检验检疫系统实验室建立管辖其活动的质量、管理和技术体系。
1.5 本准则中的注释仅是对正文的说明、例证和指导，它们既不包含要求，也不构成本准则的必备部分。
1.6 检验检疫系统内实验室的运作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法律法规要求，本准则不包括这方面的要求。
2 引用标准
以下引用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正文引用而构成了本准则的条款。对于标明时间的引用标准，其后的任何更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但是，基于本准则的协议各方均应探讨使用下述引用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对于未标明时间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是适用的。ISO和IEC的成员保存着现行有效的国际标准的登记。
ISO 9001：1994，质量体系——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
ISO 9002：1994，质量体系——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
ISO/IEC指南2，标准化及其相关活动的一般术语及定义
VIM，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由国际计量局（BIPM）、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医学联合会（IFC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国际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和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联合发布。
3 术语和定义
ISO/IEC指南2和VIM（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中的有关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准则。
注：ISO 8402给出了有关质量的一般定义，而ISO/IEC指南2则特别给出了有关标准化、认证和实验室认可的定义。若ISO 8402中给出的定义有所不同，应优先采用ISO/IEC指南2和VIM中的定义。
4 管理要求
4.1 组织
4.1.1 实验室或实验室作为其一部分的组织须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实体。
4.1.2 实验室有责任使其测试和校准活动既符合本国际标准的要求，又满足客户、官方管理机构或提供承认的组织的需要。
4.1.3 实验室的管理体系须覆盖实验室在其固定场所、远离固定场所的其它地点和有关的临时或可移动的场所进行的所有工作。
4.1.4 若实验室是不从事测试和/或校准活动的组织的一部分，则须明确该组织中与测试和/或校准活动有关或有影响的关键人员的责任，以确定潜在的利益冲突。
注1：如果实验室是一个大组织的一部分，则其组织机构设置应使有利益冲突的部门，如生产、市场营销或财务部门不会对实验室遵守本国际标准的规定施加不利影响。
注2：如果要获得作为第三方实验室的认可，实验室应证明它是公正的，并且实验室及其人员不会受到任何可能影响其技术公正性的商业、财政和其它方面的不正当的压力。测试或校准的第三方实验室不应从事任何可能危及对其判断独立性和测试或校准工作诚实性之信心的活动。
4.1.5 实验室须
a）有管理和技术人员，他们拥有所需的权力和资源，以便能够履行其职责，确定是否出现偏离质量体系或偏离测试和/或校准工作程序的情况，并采取措施预防或尽可能减少这类偏离（另见5.2.）；
b）有措施确保其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免受任何可能影响其工作质量的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商业、财政和其它方面的不正当的压力及影响；
c）有政策和程序确保客户的机密信息和所有权得到保护，包括电子储存和传输结果的保护程序；
d）有政策和程序以避免涉及任何会降低其在能力、公正性、判断力或工作诚实性方面的可信度的活动；
e）确定实验室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其在母体组织中的位置，以及质量管理、技术工作和支持服务之间的关系；
f）规定所有从事影响测试和/或校准质量的管理、执行或验证工作的人员的责任、权力和相互关系；
g）由熟悉方法、程序、测试和/或校准目的、测试和/或校准结果评价的人员对测试和校准人员（包括被培训人员）实施充分的监督；
h）有对技术工作和所需资源供应全面负责的技术管理者，以保证所要求的实验室工作质量；
i）指定一名工作人员担任质量经理（无论如何称谓），无论有何其他职务和责任，均须有明确的责任和权力确保质量体系在任何时候均能得以贯彻和执行；质量经理须与对实验室方针或资源做决策的最高管理层有直接联系；
j）指定关键管理人员的代理人（见注）。
注：一个人可能有不止一种职务，为每个职务均指定代理人可能是不现实的。
4.2 质量体系
4.2.1 实验室须建立、实施并保持与其工作范围相适应的质量体系，并将其方针、体系、计划、程序和指导书适当地文件化，以确保测试和/或校准结果的质量。体系文件须使有关人员知悉、理解、可得到和执行。
4.2.2 实验室质量体系的方针和目标须在质量手册（无论如何称谓）中予以规定；总体目标须在质量方针声明中予以文件化，质量方针声明须由行政主管批准发布，并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实验室管理层关于为客户服务的良好职业规范和测试及校准质量的承诺；
b）管理层关于实验室服务标准的声明；
c）质量体系的目标；
d）要求实验室内与测试和校准工作有关的所有人员熟知质量体系文件并在工作中执行其政策和程序；以及
e）实验室管理层关于遵守本国际标准的承诺。
注：质量方针声明应简明扼要，可包括测试和/或校准须始终依据规定方法和客户需要进行的要求。如果测试和/或校准实验室是一个大组织的一部分，则某些质量方针要素可能包含在其他文件中。
4.2.3 质量手册须包含或引用包括技术程序在内的支持性程序，并概述质量体系中所用文件的结构。
4.2.4 质量手册须规定技术管理者和质量经理的作用和责任，包括确保符合本国际标准的职责。
4.3 文件控制
4.3.1 总则
实验室须建立并保持有关程序，以控制组成其质量体系的所有文件（内部产生的或来自外部的），如法规、标准、其它规范性的文件、测试和/或校准方法以及图纸、软件、技术规范、指导书和手册。
注1：本文中的“文件”包括方针声明、程序、技术规范、校准表格、图表、教科书、广告、通告、备忘录、软件、图纸、计划等，这些文件可能承载在不同的媒体上，可以是硬拷贝或是电子媒体，并且可以是数字的、模拟的、影像的或书面的。
注2：测试和校准数据的控制见5.4.7，记录的控制见4.12。
4.3.2 文件批准和发布
4.3.2.1 所有发给实验室人员的质量体系文件，在发布之前均须由授权人员审核并批准使用。须建立总目录或相应的文件控制程序，以标明现行修改状态和质量体系内的文件分发情况，并须使之随时可得，以避免使用失效和/或作废文件。
4.3.2.2 采用的程序须确保：
a）所有对实验室有效运转起重要作用的工作场所都能得到有关文件的批准版本；
b）对文件进行定期审核和必要的修改，确保其持续适用和符合应用要求；
c）失效或作废文件要立即从所有发布或使用场所撤出，或用其它方法确保不被误用；
d）由于法律或知识保存目的而保留的作废文件要做适当标记。
4.3.2.3 实验室编制的质量体系文件须有唯一性标识，该标识须包括发布日期和/或修订标识、页号、总页数或表示文件结尾的标记以及发布人。
4.3.3 文件更改
4.3.3.1 除非另有特别指定，文件的更改须由原审核部门审批；指定人员须获得进行审批所依据的有关背景资料。
4.3.3.2 如果可行的话，更改的或新的内容须在文件或相应的附件中予以标注。
4.3.3.3 如果实验室的文件控制体系允许在文件重新发布前手写修改文件，则须规定此类修改的程序和权限，修改处须清楚地标明，并签名和注明日期。修改的文件须尽快正式重新发布。
4.3.3.4 须建立程序，描述保存在计算机系统内的文件的更改如何进行和受控。
4.4 要求、投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4.4.1 实验室须建立并保持对要求、投标书和合同的评审程序，为签订测试和/或校准合同而进行的此类评审的政策和程序须确保：
a）对包括使用方法在内的要求应进行适当地规定、文件化和理解（见5.4.2）；
b）实验室具有满足要求的能力和资源；
c）选择适当的测试和/或校准方法并能满足客户要求（见5.4.2）。
在工作开始前，须解决要求或投标书与合同之间的所有差异，每份合同均须被实验室和客户双方接受。
注1：要求、投标书和合同的评审应以实际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并应考虑到财政、法律和时间等因素的作用。对于内部委托人来讲，要求、投标书和合同的评审可以简化。
注2：能力的评审应证实实验室拥有必要的物力、人力和信息资源，并且实验室的人员具有进行所述测试和/或校准的必要技术和专长。评审也可包括以前参加实验室间比对或水平测试的结果，和/或使用已知值的样品或项目进行的试验性测试或校准计划的结果，以确定测量不确定度、检测限量、置信区间等。
注3：合同可以是为客户提供测试和/或校准服务的书面或口头协议。
4.4.2 须保留评审的记录，包括任何重大变化的记录。在合同执行期间，与客户之间进行的关于客户要求或工作结果的相关讨论记录也须保存。
注：对于常规或简单工作的评审，由实验室中负责该合同工作的人员注明日期并加以标识（如签名）即可。对于重复性的常规工作，如果客户要求不变，则只需在初期调查阶段、或在与客户总协议项下的连续常规工作确认合同时进行评审。对于新的、复杂的或高要求的测试和/或校准工作，则应保存较全面的记录。
4.4.3 评审也须包括由实验室分包的所有工作。
4.4.4 对合同的任何偏离均须通知客户。
4.4.5 工作开始后如果需要修改合同，须重复同样的合同评审手续并将变更情况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人员。
4.5 测试和校准的分包
4.5.1 如果实验室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如工作量、需要另外的专门技术或暂时不具备能力）或在长期连续的情况下（如通过固定的分包、代理或特许协议）进行工作分包，须分包给有能力的分包方，例如将工作分包给符合本国际标准的分包方。
4.5.2 实验室须将分包协议书面通知客户，适宜时应得到客户同意，最好是书面同意。
4.5.3 除非客户或管理机构指定分包方，否则实验室要为分包方的工作向客户负责。
4.5.4 实验室须保存进行测试和/或校准的所有分包方的登记表，以及就分包工作而言其符合本国际标准的证明记录。
4.6 采购服务和供给
4.6.1 实验室须有选择和采购所用的影响测试和/或校准质量的服务和供给的政策及程序，有测试和校准所需的试剂和实验室易耗物品的采购、接收和储存程序。
4.6.2 实验室须确保所采购的影响测试和/或校准质量的物品、试剂和易耗品，在使用前经过检验或以其它方式证明其符合有关测试和/或校准方法规定的标准规格或要求。所使用的这些服务和供给须符合规定要求，须保存进行符合性检查的记录。
4.6.3 影响实验室输出质量的物品的采购文件须包含对选定的服务和供给的描述性资料。这些采购文件的技术内容须在发布前经过评审和批准。
注：描述性资料可包括型号、种类、级别、明确的标识、规格、图纸、检验说明和其它技术资料，包括对测试结果、所需质量以及生产时所遵循的质量体系标准的认可。
4.6.4 实验室须对影响测试和校准质量的关键易耗品、供给和服务的供应商进行评价，并须保存这些评价的记录和经批准的供应商一览表。
4.7 对客户的服务
实验室须与客户或其代表协作，以明确客户要求，并在实验室能确保其它客户机密的情况下允许客户监视实验室所做的与其工作有关的操作。
注1：这种协作可包括：
a）为客户或其代表提供适当的机会，到实验室有关区域见证为客户所做的测试和/或校准；
b）制备、包装和分发客户验证所需要的测试和/或校准样品。
注2：客户高度重视良好沟通的维持、技术方面的建议和指导以及对结果的评价和说明；尤其是对重大任务，应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与客户保持沟通。实验室应将测试和/或校准过程中的任何延误或主要偏离通知客户。
注3：鼓励实验室收集来自客户的其它反馈情况，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反馈（如客户调查）。这些反馈情况可用于改善质量体系、测试和校准工作以及对客户的服务。
4.8 投诉
实验室须有解决来自客户或其它方面的投诉的政策和程序，须保存所有投诉和实验室调查并采取纠正措施的记录（另见4.10）。
4.9 不合格测试和/或校准工作的控制
4.9.1 实验室须建立有关政策及程序，并在测试和/或校准工作的任一方面或该工作的结果不符合其本身的程序或与客户的约定要求时予以执行，该政策和程序须确保：
a）确定不合格工作管理者的责任和权限，规定在不合格工作出现时采取的行动（包括停止工作并在必要时收回测试报告和校准证书）；
b）进行不合格工作严重性的评价；
c）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同时对不合格工作的可接受性作出决定；
d）必要时通知客户并取消工作；
e）规定批准恢复工作的责任。
注：在质量体系内和技术操作中，对不合格工作、质量体系问题、或测试和/或校准活动问题的识别可能会发生在各个不同地方，如顾客投诉、质量控制、仪器校准、易耗品检查、人员监督管理、测试报告和校准证书检查、管理评审、内部或外部审核。
4.9.2 如果经评价认为不合格工作可能再次发生或对实验室的运行与其政策和程序的符合性产生怀疑时，须立即按4.10中规定的纠正措施程序运行。
4.10 纠正措施
4.10.1 总则
实验室须制定政策和程序并明确相应的权限，以便在确定出现不合格工作或质量体系、技术操作中出现偏离政策和程序的情况时采取纠正措施。
注：实验室质量体系或技术操作的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活动来确证，如不合格工作控制、内部或外部审核、管理评审、客户反馈或工作人员的观察。
4.10.2 原因分析
纠正措施程序须从调查确定问题的根本原因入手。
注：原因分析是纠正措施程序中最关键、有时也是最困难的部分。根本原因通常并不明显，因此需要对问题的所有潜在原因进行仔细分析，潜在原因可包括客户要求、样品、样品规格、方法和程序、人员技术和培训、易耗品或设备及其校准。
4.10.3 纠正措施选择和实施
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时，实验室须确定可能的纠正措施，须选择并实施最有可能消除问题并防止其再次发生的措施。
纠正措施的力度须与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相适应。
实验室须记录和实施源自纠正措施调查的任何必要更改。
4.10.4 纠正措施的监控
实验室须进行结果监控，以确保所采取的纠正措施是有效的。
4.10.5 附加审核
如果发现的不合格或偏离导致对实验室与其本身的政策和程序的符合性、或实验室与本国际标准的符合性产生怀疑时，实验室须确保尽快依据4.13对有关活动区域进行审核。
注：此类附加审核经常在纠正措施实施后进行，以确定其有效性。只有在发现严重问题或业务风险时才有必要进行附加审核。
4.11 预防措施
4.11.1 须确定必要的改进机会和潜在的不合格原因，无论它是技术方面的或是与质量体系有关的。如果需要采取预防措施，须制定、实施并监控预防措施计划，以减少出现此类不合格的可能性并利用改进的机会。
4.11.2 预防措施程序须包括措施的启动和控制的运用，以确保措施的有效性。
注1：预防措施是事先主动识别改进机会的过程，而不是对发现的问题或投诉的反应。
注2：预防措施除涉及操作程序评审外，还可能涉及数据分析，包括趋势和风险分析以及水平测试结果的分析。
4.12 记录的控制
4.12.1 总则
4.12.1.1 实验室须建立并保持质量和技术记录的标识、收集、编目、使用、归档、储存、维护和处置的程序。质量记录须包括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报告、纠正和预防措施记录。
4.12.1.2 所有记录均须字迹清楚，储存保管方式须使其便于检索，储存保管设施环境适宜，避免损坏、变质和丢失。须规定记录保存期限。
注：记录可载于任何一种媒体上，如硬拷贝或电子媒体。
4.12.1.3 所有记录须保证安全和保密。
4.12.1.4 实验室须有程序来保护和备份以电子方式储存的记录，防止未经授权接触或修改这些记录。
4.12.2 技术记录
4.12.2.1 实验室须将原始观察记录、导出数据、进行审核跟踪的足够信息、校准记录、人员记录、签发的每份测试报告或校准证书的副本保存一定时间。每项测试或校准的记录须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出不确定度的影响因素，并使测试或校准可以在最接近原来条件的情况下重复进行。记录须包括负责取样、每项测试和/或校准操作和结果校核人员的标识。
注1：在某些领域，保存所有原始观察记录可能是做不到的或不实际的。
注2：技术记录是进行测试和/或校准所得数据（见5.4.7）和信息的积累，这些数据与信息标明了是否达到规定的质量和过程参数要求。技术记录可包括表格、合同、工作单、工作手册、核查表、工作记录、控制图、外部和内部测试报告及校准证书、客户的记录、文件和反馈。
4.12.2.2 观察结果、数据和计算须在工作的同时予以记录，该记录须可识别为属于某项具体任务。
4.12.2.3 如果记录出现错误，不须擦掉、涂掉或使之难以辨认，而须划去每个错误，并在旁边标上正确值。所有此类记录更改均须由更改人签名或签姓名首字母。对电子储存记录也须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原始数据丢失或改动。
4.13 内部审核
4.13.1 实验室须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和程序，定期对其活动进行内部审核，以证实其运行持续符合质量体系和本国际标准的要求。内部审核计划须涉及质量体系的所有要素，包括测试和/或校准活动。质量经理应负责按照时间表和管理层的要求安排和组织审核；审核须由经过培训并具备资格的人员承担，只要条件允许，审核人员应独立于被审核活动。
注：内部审核周期通常应在一年内完成。
4.13.2 如果审核结果引起对运行的有效性或实验室测试或校准结果的正确性及有效性产生怀疑时，实验室须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如果调查显示实验室的结果可能已经受到影响，须书面通知客户。
4.13.3 须记录审核的活动范围、审核结果和所采取的纠正措施。
4.13.4 跟踪审核活动须核实并记录所采取的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有效性。
4.14 管理评审
4.14.1 实验室的执行管理层须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和程序定期进行实验室质量体系和测试和/或校准活动的评审，以确保其持续适用性和有效性，并进行必要的更改或改进。该评审须考虑到：
——政策和程序的适用性；
——管理和监督人员的报告；
——近期内部审核的结果；
——纠正和预防措施；
——外部机构的评定；
——实验室间比对或水平测试的结果；
——工作量和类型的变化；
——客户反馈；
——投诉；
——其它有关因素，如质量控制活动、资源及人员培训。
注1：进行管理评审的典型周期为每12个月一次。
注2：结果应输入实验室计划体系，并应包括来年的目标、任务和措施计划。
注3：管理评审包括对日常管理层会议上有关问题的考虑。
4.14.2 管理评审的结果及由此产生的措施须加以记录。管理层须确保这些措施在适当的商定时间内实施。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 决定实验室所进行的测试和/或校准正确性和可靠性的因素有许多，这些因素包括：
——人的因素（5.2）；
——设施和环境条件（5.3）；
——测试和校准方法及方法确认（5.4）；
——设备（5.5）；
——测量溯源性（5.6）；
——取样（5.7）；
——测试和校准样品的处理（5.8）。
5.1.2 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别）的测试和不同（类别）的校准的测量总不确定度的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异。实验室须在测试和校准方法及程序制定、人员培训和资格鉴定、所用设备选择和校准时考虑到这些因素。
5.2 人员
5.2.1 实验室管理层须确保操作特定设备、进行测试和/或校准、评价结果以及签发测试报告和校准证书的所有人员的能力。使用正在培训中的人员时，须进行适当的监督。需要的话，从事特定工作的人员须在适当的教育、培训、经验和/或实际技能的基础上考核合格。
注1：某些技术领域（如无损检测）可能要求从事特定工作的人员获得认证，实验室有责任满足特定人员认证要求。人员认证的要求可能是法定的、在特定技术领域的标准中包括的或是客户提出的。
注2：负责测试报告中的评价和说明的人员，除了具有相应的资格、培训、经验和所进行测试的令人满意的知识以外，还应具有：
——所测试样品、材料、产品等的生产技术、使用或预期使用的方法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缺陷或降级的有关知识；
——法规和标准中通用要求方面的知识；和
——对有关样品、材料、产品等在正常使用时出现的偏离的严重性的判断力。
5.2.2 实验室管理层须制定实验室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技能目标，实验室须有确定培训需求和提供人员培训的政策及程序，培训计划须适合于实验室现有的和预期的任务。
5.2.3 实验室须使用雇用的（正式的，译者注）或与之签定合同的人员。使用合同制人员和另外的技术及关键支持人员时，实验室须确保这些人员受到监督并且具备相应能力，而且其工作符合实验室质量体系的要求。
5.2.4 实验室须保持涉及测试和/或校准的管理、技术和关键支持人员的现行工作描述。
注：工作描述可用多种方式，至少应规定以下内容：
——进行测试和/或校准的有关责任；
——安排测试和/或校准以及评价结果的有关责任；
——报告评价和说明的责任；
——方法改进和新方法开发及确认的有关责任；
——所需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资格要求和培训计划；
——管理责任。
5.2.5 管理层须授权特定人员来进行特殊类型的取样、测试和/或校准，签发测试报告和校准证书，做出评价和说明，操作特殊类型的设备。实验室须保持所有技术人员、包括合同制人员的有关授权、能力、教育和专业资格、培训、技能和经验的记录，这些资料须便于查询并须包括进行授权和/或能力确认的日期。
5.3 设施和环境条件
5.3.1 用于测试和/或校准的实验室设施，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照明和环境条件，须有利于测试和/或校准的正确进行。
实验室须确保环境条件不会使结果无效或对要求的测量质量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在实验室的固定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取样、测试和/或校准时须特别注意，对可能影响测试和校准结果的设施和环境条件的技术要求须加以文件化。
5.3.2 实验室须在有关规范、方法和程序有要求或对结果质量有影响时，监测、控制并记录环境条件。对有关技术活动涉及的因素，例如生物无菌、灰尘、电磁干扰、辐射、湿度、电源、温度、声音和振动水平等须予以适当注意。当环境条件危及测试和/或校准结果时须停止测试和校准。
5.3.3 相邻区域内的工作互不相容时，须进行有效隔离。须采取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5.3.4 须对进入和使用影响测试和/或校准质量的区域加以控制，实验室须根据其特定情况规定控制范围。
5.3.5 须采取措施确保实验室有良好的内务管理，必要时须制定特殊程序。
5.4 测试和校准方法及方法确认
5.4.1 总则
实验室须采用适当的方法和程序来进行其范围内的所有测试和/或校准，包括测试和/或校准样品的抽取、处置、传送、储存和制备，适当时，还包括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价以及测试和/或校准数据分析的统计技术。
如果缺少指导书可能危及测试和/或校准结果，实验室须有所有有关设备的使用及操作、测试和/或校准样品的处置及制备（或者二者兼有）的指导书。所有与实验室工作有关的指导书、标准、手册和参考数据都须保持现行有效并便于人员使用（见4.3）。与测试和校准方法的偏离只有在这种偏离已经被文件化、经过技术验证、批准并被客户认可后才允许存在。
注：对于包含了足够而且简明的测试和/或校准操作指导信息的国际、区域性或国家标准或其它公认的规范，如果其书写方式使得实验室操作人员可以直接使用，则不必增补或改写为内部程序。可能有必要制定对方法中可任意选择的步骤的补充文件或附加说明。
5.4.2 方法选择
实验室须采取满足客户要求并且适合于所进行的测试和/或校准的测试和/或校准方法、包括取样方法，最好是采用国际、区域性或国家标准中发布的方法。实验室须确保使用标准的最新有效版本，除非不适用或无法做到。必要时，须补充标准附加说明以确保应用的一致性。
客户未指定所用方法时，实验室须选择已在国际、区域性或国家标准中颁布的、或由知名的技术组织或有关科学文献和期刊公布的、或由设备生产厂家指定的有关方法。实验室制定的方法或被实验室选定的其它方法如果适合于预定用途并且经过确认，也可以采用。须将选用的方法通知客户。在开展测试或校准前，实验室须证实其能够正确执行该标准方法；如果标准方法有改变，须重新进行证实。
如果客户推荐的方法不适用或已过时，实验室须通知客户。
5.4.3 实验室制定的方法
实验室制定的供其内部使用的测试和校准方法的采用须是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并须指定配备有适当资源的有资格的人员来进行。
计划须随着方法制定工作的进行而适时修正，并须确保在所有有关的人员中有效交流。
5.4.4 非标准方法
如果需要使用标准方法中没有的方法，这些方法须经客户同意并须清晰地说明客户要求及测试和/或校准目的；制定的方法使用前须进行适当确认。
注：对于新的测试和/或校准方法，应在进行测试和/或校准之前制定程序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适当的标识；
b)范围；
c)待测试或校准样品类型的描述；
d)待测定的参数或量值以及范围；
e)器具和设备，包括技术操作要求；
f)所需的参考标准和标准物质；
g)所需的环境条件和稳定期；
h)程序描述，包括
——样品加贴标识、处置、传送、储存和制备；
——开始工作前进行的检查；
——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需要时，可在每次使用前校准并调校设备；
——记录观察情况和结果的方法；
——需遵守的任何安全措施；
i)予以接受/拒绝的判断标准和/或要求；
j)需记录的数据和分析及表示的方法；
k)不确定度或评价不确定度的程序。
5.4.5 方法确认
5.4.5.1 确认就是通过检查并提供客观证据证实某一具体预期用途的特定要求得到满足。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高校学生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姚俊 南昌大学法学院
[摘要]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如受到侵犯应得到司法救济。现今，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时受到侵害，但理论的禁锢和实体法律的不完善使得难以寻求司法救济。在人权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加强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高校学生；受教育权；可诉性；司法救济
在我国，受教育权利是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意味着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同人的生存权一样，应优先于其他的一般权利，国家、社会、学校等应优先保证公民享受充分的受教育权利，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也被我国的教育法所内化。《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法的其他相关条款也分别对公民受教育的内容和保障作了一些规定。在现代社会，人们日益觉悟到了受教育权利的重大意义。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决定了其谋求财富、追求幸福和实现抱负的层次。而我国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法律相对滞后，有关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保障制度极为单薄。
一、高校管理权及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一）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是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41条规定:高校的校长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家授权的高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授予。”《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 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2005年3月29日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规定了学校的奖励与处分权,如第50条规定:“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锻炼身体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第52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主要包括奖励权和处分权)、学位的授予等的权力,这些就是高校对在校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它不仅是学校正常运行的需要,而且也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高等教育的介入,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导向和价值观的指引。
（二）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性质
学校的权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法律授权,二是学校的自治权。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我国属于事业单位系列。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原本不是行政机关,不应享有行政管理职能,不能从事行政活动。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都授予高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和授予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校经过法律的授权,合法地掌握相当的行政权力,承担了某些政管理的职能,如对大学生的管理行为等。因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具有授权的性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这就明确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高校是法律授权行使一定行政权力的法人组织,是公务法人，对学生的管理是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高校依据上述法律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做出具体管理决定或行为,是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公权力行为。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长期以来，高校在对学生管理过程中，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内部规定都是本着严格要求学生、培育优秀人才的良好初衷而设立的。但是，高校也恰恰因此而卷入诉讼。当前，高校独立意志的合理与合法问题日益突出。首先，主要表现为高校对某些处分学生权利的行为的设定任意性非常大，设定主体繁多且相互之间的规定存在矛盾，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抵触，导致了高校自主管理秩序的混乱。其次，高校在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行设定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在学校的内部规定中，存在着违法的规章制度。第三，学校管理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能与时俱进，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第四，高校的管理行为实施的程序不规范，未能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第五，滥用授权，导致处理结果不公正，增加受教育者的义务，限制甚至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权利，违背“惩治为手段，教育为目的”原则。大学生与高校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现状，暴露了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教育法制的缺陷。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学生权利无法保障，也必然会引来诉讼。[1]
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针对高校的处分权而引发的案件有不断上升的势头。这些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缘于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而采取的强制性处分。从案件的处理来看，有的案件被列为行政案件，有的被列为民事案件，有的案件法院则不予受理。就拿受理法院在个案庭审中来说,讼辩双方也往往各抒己见、针锋相对,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高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方高校往往认为自己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因而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要求法院驳回起诉。原告则认为,高校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其依据了国家、教育部的法律法规行使了行政职权,因此,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目前高校对学生处分中诉讼案的真空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学校处分权行为的可诉性。而司法实务中，法院依据《教育法》第42条这一规定，完全排除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在作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基本场所的学校，由于现行立法将学校对学生受教育权益的处分行为排除在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而成为我国人权保障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实践的困惑要求有理论的指导。对于学生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实践的阙如，需要法学界在高校行政行为理论方面进行反思。
二、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理论检讨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其内容前提将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如行使警察权、征税权等；后者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权力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特定的行政领域,为达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的权力,相对人负有服从的义务,如国家对公务员、军队对军人、公立学校对学生等。[ 2 ] (P131-132)此处的“特别”一词“不是特别优待,而是特别限制的意思,即与一般公民相比,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权利要受到更多的限制”。[3] (P109)具体而言,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特征:(1)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如公立学校对学生可以校规限制自由权利,学生有“不定量”及“不定种类”的服从义务。(2)无“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即使并无法律授权,权力主体仍可限制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这种限制最明显地表现在有关纪律的惩戒权力中。(3)法律救济途径缺乏。为使权力人可自行整肃纪律,保持行政的完整性,相对人只能忍受权力人所给予的任何不利处置决定,不能提起法律救济。[4](P64)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后,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理论上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多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的规定,即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新中国消极影响的典型例证。
在高校教育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大陆法系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认为教育是不完全中性的,在国家面前,高校“有权在法律授权之外规定校规并依据此类规则剥夺限制其成员或利用者的权利。”按照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高校与学生的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法律特点:(1)学校对于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有总括性的命令支配权,只要是出于实现行政目的的需要,不需要特别的法律依据,就可以自由地发布命令规则；(2)当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不服从上述命令时,为维持内部秩序,学校有权行使公权力,对学生做出惩戒,如责令学生退学或休学,这些措施也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3)因为上述措施是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措施,即使学生对之不服,只要不涉及学生作为公民的地位,学生不能向法院申请有关救济。[5]然而,这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实质上是为学校提供了一个在法治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乐园,这与法治原则不符。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权利。在当今行政法理论已对特别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发展,在我国逐渐对学生权利更加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超越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汲取其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更加注重保护学生的各项权利。当然,高校仍应享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可以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加以某些限制,但只是这种限制需要在社会一般观念所认为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不可滥用。
（二）理论的修正完善——重要性理论和基础、管理关系理论
随着民主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人权意识觉醒,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挑战。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理论界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
在德国,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基础关系理论和管理关系理论”由德国乌勒(CarlHermman Ule)教授创立。所谓基础关系,又称外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变更及消灭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在于使特别权力关系中的特别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或消灭。如学生入学许可、退学、开除,公务员资格的取得、丧失、降职等,对于这些事项,司法可以介入进行审查,相对人可提起行政诉讼。所谓管理关系,又称内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为了达到公共行政目的,特别权力主体对相对人实施的管理,如对军人、学生的服装、仪容、工作时间、宿舍的管理等。乌勒教授认为基础关系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基础关系上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在管理关系内不必严格地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管理关系上发生的纠纷不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6]“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固有的瑕疵,主要在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性关系与非重要性关系,即所谓“重要性理论”。 它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审理有关教育的案件中所创立。该理论认为,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决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因此,即使在管理关系中,如果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必须有法律规定。依据该理论,对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内什么事项应受司法审查的标准是该事项对相对人的意义和重要性等。其在形式上不再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而是强调从实质上分析某一特定的行政事项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程度。凡是“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得由行政主体自行决定,相对人亦可获得司法救济。
(三）理论检讨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我国宪法,人权保障不断迈向纵深,这要求我们对于特别行政关系下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历史证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渐趋没落,不合时宜。如何在现代法治的背景下,处理特别行政关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分析“基础及管理关系理论”和“重要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在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一般国民一样享有基本权利,凡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对于因国家行为而使具有特别权力关系之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到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侵害者,可提起行政争讼之救济。这种行政关系与其用“特别权力关系”来概括,不如用“特别法律关系”来概括,会更为贴切。[7]当然，这仅仅是学理上的名称上的置换，特别法律关系的内涵应该和重要性理论是一样的。
相比较而言,“重要性理论”是就特别权力关系的实体内容所确立的有限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当肯定,“重要性理论”是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它承认了行政机关及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别于普
通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仍有必要赋予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机关)一定的管理与命令权力,这是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救济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均应由立法规定,也均可寻求法律救济。
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却没有跟上行政法治的潮流，在台湾地区已经反思了当初接受这种落后观点的失误并已将其修正之时，我们并没有对此警醒，学术著作、教科书上关于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的分类仍毫不怀疑地写入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发生于行政机关内部的法律关系。殊不知这种定义是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用其名，而是取其核而已。内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得不到司法救济，甚至没有行政复议此种准司法程序的救济。理由仅仅是内部行政行为没有外部行政行为侵害性大，或者为了维持行政机关的高效和政令的统一或者是为了其他公务法人的自治就充分了吗?笔者以为这样的理由不但毫无说服力，而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当一个公权力行为严重到侵犯剥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属于内部管理问题了，它不是依据法律就可以裁断的，更不是仅依据行政性规范文件就可以决定的。立法机关不应该授予行政主体如此重大的权力，司法机关更不能听任行政主体肆意而袖手旁观。此时的“内部”只体现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内部人员作出的，但是其后果影响绝非“内部”二字可以概括，可以掩盖的。可能它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合目的性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审查的理由，不管法院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审查。当然,要将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全部否认并不切实际,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理论陆续作出限制和修正,突出表现在“重要性理论”的兴起,即强调只要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秩序行政,抑或服务行政,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而不可由权力人自行决定。但是,如何界定特别权力关系中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特别权力关系法律救济的瓶颈,只有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当司法机关拥有了审查所有特别规则是否违宪的权力后,重要性标准才能真正完全发挥法律救济的功能。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完善建议
（一）高校校规接受违宪审查
高校校规即高等学校依据国家各类法律、法规，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运行而制定的一系列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规章制度。高校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在涉及学生权利的管理行为时,对于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高校管理行为,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优先及法律保留的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
侵犯大学生宪法权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高等教育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意义上的行政:一为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二为大学行政。前者主要强调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后者则重点突出高校的自主管理能力,两者都属于公共行政,自当受行政法治原则约束。高校校规也就是这两种行政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质内容与精神内核亦应体现法治精神,贯穿宪治理念。然而,为数不少的审判实践却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校规中的某些内容与大学生的宪法权利相背离。这些内容,或者直接与宪法明文规定相抵触,或者违背蕴含在普通法中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因而,校规中此类条款是违宪的。具体而言,校规违宪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侵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教管理中,受教育权虽然不是最易受到侵犯的权利,但却是一旦受到侵犯则影响最为深远、性质最为严重的权利,也是最为学生所关注、产生纠纷最多、权利关系最为复杂的领域。综观当下高校管理规则,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高校校规中均有关于纪律处分、降级、留级等内容的设定,然而事实上此类条款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大学生对受教育权的享有与实现,特别是其中有关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受教育权的被剥夺。(2)侵犯大学生的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入宪是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学生与其他公民一样依法享有私有财产权,但部分高校却以种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3)侵犯大学生的平等权。平等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运行的全部领域。高校管理自主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行使自当严格遵循平等原则,保护大学生对平等权的享有与实现。然而在实践中,不少高校校规均有涉及入学及学位授予条件限制的规定,这尽管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但却着实侵犯了大学生的平等权。[8]
法院审查校规合宪性应遵循法层级效力规则、校规合宪性推定规则、正当法律程序规则、审查事项有限规则等基本规则。其中，审查事项有限规则是为了保证大学学术领域的自由,惟有如此方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审查例外事项很多,如对学科知识、专业技能的评判,意见的优劣等,但是此处所指的审查事项有限规则主要是指学术问题不审查规则和制定动机不审查规则。
（二）高校行政行为诉讼
高等学校管理权作为社会行政权,具有高权的特性,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其对学生的不利处分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强烈,不亚于任何政府机构,应当接受外在监督,包括司法监督。“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思想,在高校实施自主管理行为中应得到体现。
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理论”,高等学校对学生所作的管理行为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生存权等,应当可以起诉。因为在庞大的学校权力与弱小的学生权利之间,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的救济者,有必要介入其中,均衡双方的力量对比,以促进、维护公平。具体而言,可以起诉的高校管理行为主要是不予录取、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足以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或决定。因为高等学校学生身份的取得是一种公共行政确认,并且此种身份与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当身份被限制或剥夺以后,相应的权利与利益也因此丧失。另外,对学生权益影响重大的其他处分也应允许司法介入,如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是否核发毕业证、学位证,多涉及专业判断,属于专业性管理行为,专业性内在地要求自治,似乎理应拒绝司法规训。但专业事务的处理一旦涉及权力的因素,常常“因专业而蛮横”,就不再是纯自治性的了。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专业权力一样可以导致专断、粗暴和腐败。由于公正的学术评价、毕业证、学位证不仅具有财产权意义,也具有名誉、尊严等人身权意义,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将严重影响学生的权益,与学生的就业、社会评价及发展密切相关,一旦遭到侵害,应当获得司法救济。至于为了实现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目的,高等学校的日常作息安排,一般纪律处分以及涉及学生的品行考核、成绩认定、论文评定等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为,均属于高校自主管理事项,司法不应介入。[9]
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做出了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首开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案件的审查,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将高等院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0] 2000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指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也为将学校纪律处分等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我国台湾,1995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的“382号解释文与解释理由书”指出:“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者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者类似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处分。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得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总之,笔者认为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于法有据,符合宪政和法治精神。对于此类高校教育管理行为引发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要大胆地将它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受理。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法治精神,遵循“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学生具有知情权、申诉权、听证权及至诉讼权,切实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真正做到以(依)法治校。对于目前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问题,呼吁我国立法机关尽早立法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1][5]朱新华,范丽娟.高校管理权行使学生宪法权利保障[J].中国轻工教 育,2007, (1).
[2]翁岳生.论特别权力关系之新趋势[A].行政法与现代法制国家[C].台北:台湾 大学法学丛书, 1990.第131-132页.
[3]王成栋,刘雪梅.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行政法[A].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6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第109页.
[4]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64页.
[6] 李升元.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问题 [J].理论探索,2005,(1).
[7]杨解君.特别法律关系论—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J].法学研究,2006, (7).
[8]胡肖华,徐靖.高校校规的违宪审查问题[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5,(2).
[9] 彭贵才,吕艳辉.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 (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S].1999,第137-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