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贯彻《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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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特殊教育暂行规程》的通知

湘教基字〔2001〕16号


各市州、县市区教委（教育局）：

现将《湖南省特殊教育暂行规程》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特殊教育暂行规程》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二ＯＯ一年九月三日

附件：
湖南省特殊教育暂行规程




第一条　为了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以及《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指的特殊教育学校是指由政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专门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教育的机构。

第三条　本规程所指的随班就读是指，在普通教育机构让残疾儿童、少年随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的一种形式。

第四条　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都是当前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我省特殊教育发展坚持“以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方针。

第二章　特殊教育学校

一、学校设置

第五条　特殊教育的学制一般为九年一贯制。

第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和需要实施教育，为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继续接受教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第七条　特殊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初步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具有良好的品德，养成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掌握基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好地个人卫生习惯，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掌握一定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知识和技能；初步掌握补偿自身缺陷的基本方法，身心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复；初步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

第八条　特殊教育学校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为汉语言文字。学校推广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以及国家推行的盲文、手语。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使用本民族或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和盲文、手语进行教学，并根据实际情况在适当年级开设汉语文课程，开设汉语文课程应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九条　按照“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特殊教育学校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实施教育工作。特殊教育学校应接受教育行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要如实报告工作，反映情况。学年末，学校要向主管教育部门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应随时报告。
二、入学及学籍管理

第十条　特殊教育学校招收适合在校学习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招生范围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学校实行秋季始业。

学校应对入学残疾儿童、少年的残疾类别、原因、程序和身心发展状况等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测评。

第十一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根据有利于教育教学和学生身心健康的原则确定教学班额。
第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对因病无法继续学习的学生（须具备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的证明）在报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准其休学。休学时间超过三个月，复学时学校可根据其实际情况征求本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意见后编入相应年级。

第十三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接纳其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适合继续在普通学校就读申请转学的残疾儿童、少年，并根据其实际情况，编入相应年级。

学校对因户籍变更申请转入，并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少年，应及时予以妥善安置，不得拒收。

学校对招生范围以外的申请就学的残疾儿童、少年，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准其借读。

第十四条　特殊教育学校对修完规定课程且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对不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书；对已修满义务教育年限但未修完规定课程者，发给肄业证书；对未修满义务教育年限者，可视情况出具学业证明。

学校一般不实行留级制度。

第十五条　特殊教育学校对学业能力提前达到更高年级程度的学生，可准其提前升入相应年级学习或者提前学习相应年级的有关课程。经考查能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学生，在经得本人、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后，应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转学。

第十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应予表彰。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应给予帮助或批评教育，对极少数错误严重的学生，可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处分。学校一般不得开除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学生。

第十七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防止未满义务教育年限的学龄学生辍学，发现学生辍学，应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使其复学。

第十八条　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籍管理办法参照普通学校规定执行。

三、教育教学工作

第十九条　特殊教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工作，其他各项工作应有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因材施教，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各类课程的整体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二十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按照国家制定的特殊教育学校课程计划、教学大纲进行教育教学工作。

学校使用的教材，须经省教育厅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实验教材、乡土教材须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使用。

学校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制和多种教学组织形式。

第二十一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当依照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校历安排教育教学工作。特殊教育学校不得随意停课，若遇特殊情况必须停课的，一天以内的由校长决定，并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一天以上的，应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的庆典、演出等活动，参加其他社会活动不应影响教育教学秩序和学校正常工作。

第二十三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把德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要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实施德育工作，注重实效。

学校德育工作由校长负责，教职工参与，做到组织落实、制度落实、内容落实、基地落实、时间落实；要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切结合。

第二十四条　特殊教育学校对学生应坚持全面教育，注意保护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不昨讽刺挖苦、粗暴压服，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

第二十五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在每个教学班设置班主任教师，负责管理、指导班级全面工作。班主任教师要履行国家规定的班主任职责，加强同各科任课教师、学校其他人员和学生家长的联系，了解学生思想、品德、学业、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情况，协调教育和康复工作。

班主任教师每学期要根据学生的表现实际情况写出评语。

第二十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给学生布置巩固知识、发展技能和康复训练等方面的作业。

第二十七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重视体育和美育工作。

学校要结合学生实际，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体质。学校应保证学生每天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学校要上好艺术类课程，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其他学科也要从本学科特点出发，发挥美育功能。美育要结合学生日常生活，提出服饰、仪表、语言、行为等全面的审美要求。

第二十八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特别重视劳动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学校要对低、中年级学生实施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爱劳动、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思想，培养从事自我服务、家务劳动和简单生产劳动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高年级学生实施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劳动、就业能力。

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应做到内容落实、师资落实、场地落实。

学校要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办好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校办产业的生产、服务活动要努力与劳动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应以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发展为原则。

第二十九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把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根据学生的残疾类别和程序，有针对性地进行康复训练，提高训练质量。要指导学生正确运用康复设备和器具。

第三十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卫生习惯，提高学生保护和合理使用自我残存功能的能力；适时、适度地进行青春期教育。

第三十一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加强活动课程和课外活动的指导，做到内容落实、指导教师落实、活动场地落实；要与普通学校、青少年校外教育机构和学生家庭联系，组织开展有益活动，安排好学生的课余生活。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竞赛、评奖活动，要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在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评价教育教学质量，尤其要重视教学过程的评价。学校不得仅以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评价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师工作。

学校每学年要对学生德、智、体和身心缺陷康复等方面进行1－2次评价，毕业时要进行终结性评价，评价报告要收入学生档案。

视力和听力言语残疾学生，1－6年级学期末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两科，其它学科通过考查确定成绩；7－9年级学生学期末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劳动技术或职业技能三科，其它学科通过考查评定成绩。学期末考试由学校命题，考试方法要多样，试题的难易程度和数量要适度。

视力和听力言语残疾学生的毕业考试科目、考试办法及命题权限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智力残疾学生主要通过平时考查确定成绩，考查科目、办法由学校确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执行。

第三十三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运用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积极推广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及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

第三十四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学生每日在校用于教学活动时间，不得超过课程计划规定的课时。接受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生，用于劳动实习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小时；毕业年级集中生产实习每天不超过6小时，并要严格控制劳动强度。

四、校长、教师和其他人员

第三十五条　特殊教育学校可按编制设校长、副校长、主任、教师和其他人员。

第三十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是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校长应具备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履行国家规定的职责。校长由学校举办者或举办者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或聘任；副校长及中层干部等人员由校长提名，按有关规定权限和程序任命或聘任。社会力量举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应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后，由校董会或学校举办者聘任。校长要加强教育及其有关法律法规、教育理论的学习，要熟悉特殊教育业务，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管理水平，依法对学校实施管理。

第三十七条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应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教师资格和任职条件，具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关心残疾学生，掌握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遵守职业道德，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享受和履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八条　特殊教育学校其他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其具体任职条件、职责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

第三十九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重视教师和其他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定进修计划，积极为教师和其他人员进修创造条件。教师和其他人员进修应根据学校工作需要，以在职、自学、所教学科和所从事工作为主。

第四十条　教师应取得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上岗。

第四十一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制度和业务考核档案，从德、能、勤、绩等方面全面、科学考核教师和其他人员工作，注重工作表现和实绩，并根据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五、机构与日常管理

第四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可根据规模，内设分管校长、教务、教研、总务等工作的机构（或岗位）和人员，协助校长做好有关工作。招收两类以上残疾学生的特殊教育学校，可设置相应的管理岗位，其具体职责由学校确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执行。

第四十三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教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加强对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第四十四条　校长要依靠党的学校（地方）基层组织，并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及其他组织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

第四十五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整的学生、教育教学和其它档案。

第四十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建立健全学生日常管理制度，并保证落实。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应与社区、家庭密切配合。

第四十七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按有利于管理，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安全的原则设置教学区和生活区。

第四十八条　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实行24小时监护制度。要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学生的生活指导和管理工作，并经常与班主任教师保持联系。

六、卫生保健及安全工作

第四十九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学校卫生工作的法规、政策，建立健全学校卫生工作制度。

第五十条　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校舍、设备、教具、学具和图书资料等应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学校要做好预防传染病、常见病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安全防护工作，建立健全安全工作制度。学校校舍、设施、设备、教具、学具等都应符合安全要求。学校组织的各项校内、外活动，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师生的安全。

学校要根据学生特点，开展安全教育和训练，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危险情况下自护自救能力。

第五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配备专职或兼职校医，在校长的领导下，负责学校卫生保健工作和教学、生活卫生监督工作。

学校应建立学生健康档案，每年至少对学生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注重保护学生的残存功能。

第五十三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加强饮食管理。食堂的场地、设备、用具、膳食要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要注意学生饮食营养合理搭配。要制定预防肠道传染病和食物中毒的措施，建立食堂工作人员定期体检制度。

七、校园、校舍、设备及经费

第五十四条　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及经费由学校举办者提供，校园、校舍建设应执行国家颁布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

学校应具备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仪器设备、专用检测设备、康复设备、文体器材、图书资料等；要创造条件配置现代化教育教学和康复设备。

第五十五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特殊重视校园环境建设，搞好校园的绿化和美化，搞好校园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

第五十六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遵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校舍、场地等，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改变其用途；要及时对校舍设施进行维修和维护，保持坚固、实用、清洁、美观，发现危房立即停止使用，并报主管部门。

第五十七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加强对仪器、设备、器材和图书资料等的管理，分别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完好率，提高使用率。

第五十八条　特殊教育学校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书籍费，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减免杂费。特殊教育学校收费应严格按照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标准及办法执行。

各级政府应设立助学金，用于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第五十九条　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办产业和勤工俭学收入上缴学校部分应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职工福利待遇，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学校可按有关规定接受社会捐助。

第六十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科学管理、合理使用学校经费，提高使用效益。要建立健全经费管理制度，并接受上有财务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八、学校、社会与家庭

第六十一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同街道（社区）、村民委员会及附近的普通学校、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工作，优化育人环境。

第六十二条　特殊教育学校要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指导普通学校特殊教育班和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培训普通学校特殊教育师资，组织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提出本地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建议。

第六十三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通过多种形式与学生家长建立联系制度，使家长了解学校工作，征求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帮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育人环境。

第六十四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特别加强与当地残疾人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了解社会对残疾人就业的需求，征求毕业生接收单位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建议，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改革。

第六十五条　特殊教育学校应为当地校外残疾人工作者、残疾儿童、少年及家长等提供教育、康复方面的咨询和服务。

第三章　随班就读

一、目的和任务

第六十六条　在普通中小学开展随班就读工作是我省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既有利于普通儿童少年理解、帮助残疾儿童少年，又有利于残疾儿童少年在普通学校环境中得到应有的发展，使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有机结合、互相渗透、共同提高。

第六十七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稳妥地开展随班就读工作，将该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有规划、有领导、有检查、逐步健全与完善工作规范，并保障随班就读教学经费。

第六十八条　随班就读的对象是残疾儿童少年，对他们的教育既要有与普通教育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又要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计划，包括康复训练、矫正补偿等特殊要求。

第六十九条　实施随班就读的目的是使残疾儿童少年能在适合于他们发展的教育环境中，愉快地接受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教育，学到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的劳动技能，并使德、智、体、美、劳诸多方面得到和谐发展，为他们今后能真正自立、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二、管理

第七十条　随班就读的管理，实施市、区县政府分级管理，以区、县负责为主；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其他各有关部门协同管理的体制。

第七十一条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要将随班就读工作与研究本地区残疾人学习、康复、就业、解困等问题结合起来统一规范、实施。要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保障随班就读工作必要的经费来源。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研究，切实解决。

第七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将随班就读工作每年的教育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在对机构人员编制的核编、专用设备的配置以及资源辅导教室的设置、教师工作量计算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第七十三条　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培训师资，提供情报信息和特殊教育专用资源，切实提高随班就读教育质量。

三、入学

第七十四条　凡是低视力、重听、轻度智力残疾、肢体残疾等残疾儿童少年，都可以纳入随班就读范围。

第七十五条　随班就读对象的确定，必须严格规范的检测和鉴定：低视力、重听、轻度智力残疾、肢体残疾等残疾儿童少年，应由指定的医疗单位或由教育、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残疾儿童少年鉴定组进行检测和鉴定。

第七十六条　随班就读儿童少年，原则上应当与普通儿童少年一样就近入学。符合随班就读条件相对集中的同类型残疾儿童可在普通学校开设特教班。

第七十七条　随班就读的儿童少年入学年龄与普通儿童少年相同，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

第七十八条　根据教育部要求，每班安排随班就读学生以1－2人为宜，最多不超过3人。

第七十九条　安排各类残疾儿童少年的随班就读，须经家长申请或同意，并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学校登记注册，方可正式确定为随班就读生。

第八十条　普通学校应当依法接受残疾学生学习，并加强对师生员工的宣传、教育，使学校形成适合这部分学生健康发展的良好的氛围。学校可成立由分管领导、有关专家（巡回教师）、班主任、学生家长组成的随班就读工作小组，研究随班就读生的合理安置及对随班就读工作的具体管理。

四、学籍管理

第八十一条　对随班就读生实行双学籍卡管理，即：一张与普通学生相同的学籍卡；另一张为随班就读生学籍卡，该卡一式两份，一份专供学校采取特殊的教育措施、制定个别教学计划，另一份由市、区、县教育部门存档。对随班就读生的学籍卡要注意保密。随班就读生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已能跟上班级正常的学习进度，且考试成绩合格，经家长申请或同意，可取消其随班就读学籍，视为普通生。

第八十二条　随班就读学生原则上不实行留级制度。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随班就读生，达到毕业要求者，给予相应的毕业证书；凡是难以达到要求的，给予受完相应教育的结业证书、肄业证书或完成义务教育年限的证明。

五、学制

第八十三条　随班就读的学制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在保证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适当向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延伸。有以下几种学制可作参考：

1、随班完成六年小学、三年初中学业的学生（除部分可继续升入高中学习的学生外），可由市、区、县为他们再提供一定年限的职业教育或一定技术要求的职业培训。
2、对于学习文化知识确有困难，且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年限而不能达到毕业要求的随班就读生，可由市、区、县为他们提供一定年限的职业教育或一定技术要求的职前培训。
3、可采用一定时间随普通班学习文化知识，一定时间集中进行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以及劳动技能训练、职业教育的方式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再继续进行一定年限的职业教育或一定技术要求的职前培训。

六、辅助服务

第八十四条　作好随班就读工作，必须坚持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的原则。普通教育要发挥主动性，创造条件，尽力满足随班就读学生特殊教育需要；特殊教育要发挥协作性，为随班就读学生的教育诊断、个别教学计划制定、咨询、矫治、康复、训练等提供方便与技术指导。特殊教育辅助服务，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作参考：

1、设立巡回指导教师。

市、州特殊教育学校成立巡回指导教研中心。巡回指导老师定期赴基层学校，对专职辅导教师或班主任进行随班就读工作的教育教学业务指导。

2、设立专门的资源辅导教室。

随班就读学生相对集中的学校，学校应设立专门的资源辅导教室，配备专职教师。专职辅导教师每天定时间、定内容为随班就读学生提供个别辅导、矫治、康复、训练等服务。

七、教师工作量认定

第八十五条　承担随班就读教学任务的教师，经考核确定符合随班就读工作规程及教学要求，而且有工作实效的，必须给予工作量的认定，增加津贴。

八、表彰与奖励

第八十六条　对随班就读工作成绩显著的班主任及有关任课教师，学校应给予及时表彰、奖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对优秀教师表彰、奖励时应予以优先。

本暂行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随班就读”对象界定

一、低视力：优眼的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05，而低于0.3的儿童少年。
二、重听：语言频率平均听力损失为41分贝－70分贝以及听力损失70分贝以上，但经过听力语言训练，已具有一定语言能力的儿童少年。
三、轻度智力障碍：在智力发育期间（18岁之前），由于各种有害因素导致精神发育不全或智力迟缓，智商在50－70或55－75之间，适应行为低于一般人水平的儿童少年。
四、肢体残疾：四肢或躯干出现运动机能障碍，3－4级肢体残疾的儿童，能够部分或基本上实现上学生活活动。




新论近现代技术进步与哲学和刑法学发展之辨证唯物关系

刘跃挺(710063，西安市西北政法大学153号信箱，wonderf21cn@163.com)

发表在中国核心期刊《社会科学论坛》8月学术研究卷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进步与发展。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和晚近犯罪论体系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康德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具有所谓“康德式”的批判。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关键词】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期待可能性；极端规范论体系
在人类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劳动技能的进步似乎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那么，技术与人类的意识的变化，尤其与刑法理念更新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其实，在福柯的哲学思想当中，似乎可以找到技术与理念关系的答案。“其开始研究19世纪法国社会中的刑事制度，旨在探讨知识构成的‘法律-政治’模式和‘权利-知识’的合二为一。这是因为若没有权力，知识就不会形成，若没有知识，权利就不会实施…‘权利-知识’的合二为一，在古希腊集中体现在‘尺度’之中，在中世纪主要存在于‘讯问’之中，在工业社会则尤其浓缩在‘检查’之中”[1]（P20），福柯同时强调，“19世纪奠基了敞视式监狱大行其道的年代，敞视式监狱、戒律和规范化概括地描述了权利对肉体这种新掠夺”[1]（P20）。这里的“尺度”、“讯问”和“检查”其实各自都代表着相应时期实施权力的手段。这种手段与方法决定着对罪犯肉体或者思想自由夺取方式理念的更新，进一步可以说：技术决定着理念。
“理念”“内容”或者“思想”概念属于意识的范畴，“技术”“形式”与“（语言）表述”属于物质（存在）范畴。“技术决定理念”这与我们日常的“内容决定形式”、“思想决定表述”等似乎是不一致的，那么“技术”与“理念”之间真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吗？这种关系是否体现在人类发展的任何方面呢？或者说，“决定”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内涵？
“技术决定理念”，笔者认为，这里的“技术”和“理念”分别指历史事实（或者“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者是一种“唯物辨证”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体现与发展，以及在刑事法律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怎样表达这种关系？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深刻影响已毋庸质疑。“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座架’，即是指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设想为一个技术上可操作的认知构架。”[1]（P68）因而与韦伯的“工具理性即铁笼”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和理念也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座架”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在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在刑法学界具有典型的德国犯罪论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初步建构直至发展到今天。由实证主义的体系发展至晚近出现的极端规范论体系，在认识论及方法上形成了存在论（事实论）和规范论（价值论）这两条主线，即以存在论开启犯罪论的发展之路，以价值论为其增添人文反思。”[2]（P5）笔者十分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并将在后文，以18世纪至20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发展的辩证唯物关系，依据“技术决定理念”的基本论点，深入探讨刑法理念，尤其是犯罪构成理念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演进。
一、18世纪科学技术对刑法理念的启明
（一）牛顿哲学的影响
人们通常说，18世纪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而科学技术即是这一觉醒的敲门砖。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各自发明的微积分，以及伽利略-牛顿的“证明物体靠相互引力而运动的假说已足以解释太阳系中一切庄严的运动”等。
虽然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从现象发现重力的那些性质的原因，我也不愿建立什么假说。”[3]（P166）但是，他的门徒们，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例如德•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却忽略了牛顿当初的谨慎精神，以其科学为基础，建立了机械论哲学。“根据这个哲学，整个过去和未来，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人也就变成了一架机器”，[3]（P193）一个工具。
机械论成为了启蒙思想家反对罗马正统教义的有力认识论武器。而“唯物主义”一词也是18世纪时出现的，他们用之，以一种全新的机械决定论为基础，开始重新且全面地认识自然、社会与人本身。在刑法理念上，早期最为反封建时代罪刑擅断主义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似乎也体现了当时哲学认识论——机械论思想——要求认为与把握行为者行为的精确性与决定性。这种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一种严格、不容任意选择或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权力；在立法上，体现为绝对禁止运用类推和扩大解释，把刑法条文对犯罪种类和犯罪构成要件的明文规定作为对现行案件定罪的唯一根据。
（二）康德唯心主义思想的启示
牛顿的理论在解释天体机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因此人们就把这样的机械概念对整个宇宙给予最后解释的能力估计得过高。“有些头脑清晰的人认识到科学不一定能揭示实在…存在的整体是广大的，人们在只研究它的一个方面的时候，是无法窥知它的秘密的…一条逃离机械论的道路是康德和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们所走的道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归根到底溯源于柏拉图的哲学，即德国唯心主义，这个哲学同当代的科学差不多完全脱离了关系。”[3]（P11）
那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唯心主义”，笔者认为，其实正是技术发展的缘故，促使这一部分人以另一种角度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在康德看来，科学探讨的范围，已经由于牛顿的数学的物理学方法规定下来，只有那样才能得到科学的知识…康德把外观与实在分开，仍然有哲学上的价值。科学世界是感官揭示出来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外观的世界；不一定是终极实在的世界。”[3]（P189）
康德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具有隐约式的重要启示。康德主张，“没有纪律的自由，势必颠覆自由本身”，“在争取自己自由的同时，也应尊重别人的自由”，[4]（P39） “人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按照康德 ‘自律的道德’，每个有理性者都是自己对自己颁布规律，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目的”[5]（P92），人人之间是平等的。当有人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破坏这种平等时，康德认为，“刑罚应该贯彻正义的理念，而最能体现正义理念的刑罚原则就是平等原则，也就是报应原则”[4]（P130）。康德的实践理性同样告诉我们：实践理性务须超越我们的经验世界，世界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依据，其根源于意志自律，“而自律即是自由” [4]（P39），因此，对我们来说，依据道德律而行为当然就是一种强迫，或是一种“义务”，“这是道德律对非纯理的人类所提出的行为要求”。“意志一般说来对其行为时有责任的”[6]（P109）——这就是康德的自由意志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其实康德的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同样具有着所谓“康德式”的批判。笔者认为，从客观经验中取得的原则都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不可能提供康德的道德律所应有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任何试图从经验中归纳出道德律的努力最终导致伦理学上价值相对主义和法权哲学上的法实证主义。”[4]（P44）如同伦理学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往往会导致社会道德意识整体性的丧失，甚至会使社会群体结构关系自我瓦解一样，法实证主义只在于研究法律是什么，至于此等概念和原理是否合乎正义则非所其问。我们凭什么可以评价，甚至纠正人们行为的道德性和实证法的合理性呢？答案就是存在一个超越经验的“法上之法”，即自然法。
目前有人认为，“在古来一切哲学中，康德的形而上学最能代表近年来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所指明的境界”，“相对论与量子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以及有目的的适应说，这些最新的科学发展都把科学的哲学带回到康德那里去。[3]（P190）而笔者认为，基于法实证主义的思想而形成的犯罪构成理论，同样也会被带回到康德那里去。
二、19世纪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产生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发展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歧
19世纪可以看做是科学时代的开始。我可以看到在那段时期里，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而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拉瓦锡把物质不灭的证据推广而及于化学变化，道尔顿最后建立了原子说，而焦耳也证明了能量守恒的原理，等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也极合用…在统计学中,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被明确应用于保险问题与社会学问题。”[3]（P294）
而与此同时，提出“同一性哲学”的黑格尔异常猛烈而尖刻地对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大肆进行攻击，其结果是，“科学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扣除一切哲学影响，而且，哲学的正当要求，即对于认识来源的批判和智力的功能的定义，也没有人加以注意了”[3]（P279）。在这些玄妙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盛行后，有这样的唯物主义学派，诸如摩莱肖特、毕希纳等，促使着人们注意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明晰进步。这也许恰恰是唯心主义所显明的积极意义。此时的社会科学同样面对着自然科学的成就，也“自愧不如”，甚至开始要进行“科学性”洗礼。“实证主义”便是这一“洗礼”重要结果之一。其于19世纪由法国圣西门首先使用，再由孔德继承，强调“实证”的感觉经验才是知识的对象来源，同样也是人类认识的范围，并将这一主张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是宗教学。“在自然科学的成就成为‘知识的典范’并横扫各个知识领域的背景下，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领域中，形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P5）
(二)实证主义的古典犯罪论体系
刑法学作为一门重要而特殊的社会科学，必然会面临自然科学技术所带来“实证主义”式的革新。“如果没有牛顿经典理论的普及，实证学派就无法从物质基础的层次上否定自由意志论；没有现代医学、解剖学的发展，龙勃罗梭的突破也无法成为可能。”[2]（P6）
机械决定论在19世纪的影响，使实证化思潮进一步地预示着整个犯罪论体系发展的脉络，即基于古典刑事法学派罪刑法定的思想，李斯特-贝林格“古典犯罪论体系”呼之欲出。
“在古典犯罪论体系中，行为是自然的因果历程；因果关系的判断遵循着自然法则的必然条件公式，整个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无涉价值的；违法性是行为与实在法之间的对立冲突状态；而罪责则是对可以探知的心理事实的评判，与行为人的主体意思直接相关的故意与过失只是责任的两种形式。”[2]（P7）一句话，在古典犯罪论体系里，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罪责都是客观的。“在贝林格看来，构成要件是完全客观的实体，是可以感知到外在客观世界的过程。”[6]（P248）所有这些无不表达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实证主义立场。
可以说，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机械实证主义的基础上的，体现着纯客观的、中性无色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
三、19世纪末以后技术进步与犯罪论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一）机械论逐步瓦解与目的论复苏
19世纪富有革命性成果之一的来自生物学方面的科技进步，当属达尔文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创立的进化论。在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德国人中，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物种起源》风行之后，德国哲学家在海克尔的领导下，把达尔文的学说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信条。在19世纪末期，进化哲学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他在事实上永远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不论在今天的国家中，或将来的乌托邦里都谈不上有终极的目的。”[3]（P294）而这对人自身的认识来说，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即人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与工具。可以看出，其与上述康德的目的论思想是悖逆的，同样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符。正是因为如此，“渐渐地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化论虽然可以说明生物用什么方法从早期的形态进而发展到有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物种，但对于生命的起源与基本意义，或意识、意志、道德情绪与审美情绪等现象，却不能说明。”[3]（P298）至于“存在” 的大问题，那就更无法谈到了。
综上而言，正是由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物理、化学与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人们感觉未知的境界还很宽广或者对生命的机体的表面上的目的性深有所感。甚至哲学家格纳诺认为：“有生命的物质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性——有一定目的，力求达到一个目标，这种目的性控制了身体与心灵的生长与功用，这不是机械与化学的盲目力量所能及的。”[3]（P341）
技术上，海森堡于1927年对电子进行描述提出了不确定原理，除此之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说明了纯机械论在解释日渐增多的新认识时，所体现的无能为力以及目的论重新被人们认可与接纳。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相应出现了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存在者本身的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文德尔班为首的新康德主义——重新肯定康德实践理性而提出反实证主义的价值论。
（二）体现“目的理性”特点的犯罪论体系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波昂大学的魏尔采尔、墨拉哈为代表的目的行为这一目的行为论出发，试图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1961年，魏尔采尔发表《刑法体系的新形象》，正式提出应从行为之目的性与刑法之目的观来掌握犯罪行为的结构并建立新的犯罪论体系。而直到后来，由德国刑法学家罗克逊、雅各布斯等所提倡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极端规范论，将客观目的（具体说，是一种刑事政策上的“必要预防”）作为刑事犯罪构成的判断准则之一，这可以说在刑法理念中，进一步地贯彻了新康德主义“客观价值论”。由此可见，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实证主义的古典犯罪论中不断进行价值增添的过程。“其间虽然存在交错与回转，虽然究竟应当重事实还是应当强调价值的争辩仍未完成，但在犯罪论发展的实践上，的确是其在认识论上由自然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由事实论（存在论）体系走向价值论（规范论）体系，这是新康德主义对于犯罪论体系在认识论上直接影响的结果。” [2]（P9）而重要的是，这与同一时期德国新康德主义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普遍影响是相一致的。
（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
对于“理性”，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其内涵上发生了数次的分野。早在18世纪，为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康德将理性分为两个范畴，即“知性”与“（狭义）理性”。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19世纪末，“科学与哲学又重新携起手来（最先是在进化论思想，后又在物理与数学新发展中）”[3]（P15），使新的认识论——新实在论抛弃历来的全面哲学体系而只研究存在于科学现象下面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时，理性的内部又一次分野，即产生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使自身失去价值理性之后，与科学主义合流，形成了我们现在具有时代特点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实质在于对人的工具化和对效率及计划的追求，这一点也在认识论上直接影响了晚近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发展” [2]（P9）。可以说，目的理性是对新康德主义价值论的实践，但也有学者认为，“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尤其是雅各布斯的极端规范论体系实际上早已脱离了新康德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本意，成为对技术理性的臣服和实践。” [2]（P10）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争议，正是在于新康德主义本身。文德尔班德价值论认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决定个人的社会行为，个人的道德活动也得遵循这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个人的特殊价值决定于一般人所接受的共同意识规范。” [7]（P887）而在体现“目的理性”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从规范中来，到规范中去，人再次成为工具，成为维护规范的工具。”[2]（P10）因此，这种看似注重目的与价值、体现新康德主义学说的犯罪论体系，实际上早已转化成为了技术（工具）理性，更进一步说，在犯罪论体系上的表达，对于人的工具化立场上，目的理性，尤其是极端规范论体系，与体现技术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正好是殊途同归。因此，那些提出争议的学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也正反映了在这个技术日益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的认识论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求得解决之前，还必须波浪式地经历许多回到机械论哲学和离开机械论哲学的反复过程。” [3]（P302）笔者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身及其周围认识能力的不断加重，犯罪论体系也会朝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产生期待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契机，是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所作关于莱伦劳斯事件的判决。到20世纪20、30年代，发展成相应的理论，即行为违反了刑事义务，行为人也知道自己违反了刑事义务，但是在行为时的具体状况下行为人无可奈何，不可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仍然不能谴责行为人。可以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显示了刑法对于人性理解和包容的谦抑本性。而此理论的提出，正是发生在上述所说的人们正在反思机械论的时期，似乎与存在主义的“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体现“人”的价值意义相似——人本身的存在就是认识的根源，评价“人”时，应当从主客体的合一性入手；期待可能性理论要求：即使行为人行为上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但也会因为期待可能性而不成立犯罪或者不受到刑罚处罚。
在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今天，在信息技术不断泛化的网络社会里，从人性出发的期待可能性赋予了新的内容——技术可能性。责任成立过程是一个定罪个别化的过程。期待可能性是确定责任成立与否的核心要素，它判断的是是否可能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而在网络技术构建的网络社会里，行为人的能力凭借网络技术的拓展，包括其适法以及违法犯罪的网络技术能力。行为的“个别化”空间正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一个由信息网络技术构架的网络虚拟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是否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要探索的问题——网络技术期待可能性。而其评断的标准，笔者认为，不但是结合了原有传统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准则，更要掌握新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与刑事责任成立有关的知识。
纵览历史，从18至20世纪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世界观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刑法理念，特别是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随之相应的演化与变异中，笔者最终可以肯定的认为：在刑法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国家刑法权力实现的“技术”不断地深化，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演进与发展。而“技术决定理念”论题的奥秘也将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