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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法修正案方式之利弊/王晓楠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09:18:20  浏览:959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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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法修正案方式之利弊

王晓楠


我国现行刑法是1997年颁布施行的,较之于79刑法97刑法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多完善。但是由于法律有固有的滞后性的特点,成文化的法典从颁布施行的一刻起就必然的与实际中的情况脱节,更不用说现今是一个“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的时代。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1998年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是97刑法颁行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单行刑法,此后,我国对于刑法的修订无一例外的采用了修正案的形式,现在已经有6个刑法修正案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法律是应该也是必须完善的,但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我们又不能朝令夕改,法律的变化不能过于频繁,我们应该在保证刑法本身的稳定性的基础上,对刑法条文适时作出补充和修正。至此,刑法的修订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集中于采取怎样形式来修改,现在所采取的修正案形式能否适应刑法修订的需要。
我国是采取法典成文化的国家,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刑法上,从79刑法到97刑法体系上都是比较完整的,关于定罪与处罚的规定都集中在一部刑法之中。有一部内容集中体系完整的刑法,便于宣传、便于掌握,能够更有效的应用于实际。从维护内容的集中和体系完整的角度来说,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修订刑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一次性修改刑法的条文不会改变刑法的体例,如前所述,像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大陆法系法典化传统的国家,保持刑法的体例就是维持了刑法效力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稳定和延续对于执法者来说,可以平稳的接受不会和以前所掌握发生太大的冲突,正是由于接受的平稳了,在新、旧法条之间的过渡就会平和,就会更好的避免对犯罪的定性和处刑上出现畸轻畸重;这种稳定和延续对于广大受众来说,可以更好的掌握得其中的内容,遵守刑法,维护刑法,使用刑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相较于繁多的单行刑法而言,一部集中统一的刑法典更容易掌握;这种稳定和延续对于刑法的研究者来说,能够更好的掌握刑法的来龙去脉,只有更好的了解历史才能更好的掌握未来,只有了解了刑法发展的脉络才能更好的完善之。由此看来,刑法的修正案的方式好处多多。但是,没有完美的事物,修正案也不例外。本来修正案是为了维护体系的完整,但是现在出来的修正案都是单独发布的,而人大常委会没有解释如何把修正案与原来的刑法条文结合起来:是直接把修正案的内容吸收进法条还是将修正案列在法条之后,人大常委会没有明言,现在是出版社在做这一部分的工作,以至于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刑法还有差异。这恐怕是以后修正案要注意的地方。再有,对于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犯罪,比如说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笔者个人认为在知识产权法中直接规定特别刑法会好一些,因为专业性强的法律部门其中有些专门概念的理解、专门权益的保护只有放在专门的部门法中才会更好为人所理解掌握。
不过瑕不掩瑜,总体来说修正案的方式利大于弊。在发展变化的世界里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再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来对刑法加以修订,修正案就是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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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人民代表联系的暂行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人民代表联系的暂行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1年5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是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职权。根据这一精神,结合我区
具体情况,特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人民代表联系的暂行办法。
一、为便于代表了解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决定和工作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将每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文件、报告、决议、决定等编成《公报》发给代表。
二、结合中心工作,有计划地组织自治区人大代表对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视察,并对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综合性或专题视察。视察结束后,写出视察报告,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转送和
督促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下去了解工作情况或进行视察时,采取走访代表或召开代表座谈会等方式,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四、自治区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提案,按人代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处理意见,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督促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真办理;在人代会闭会期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办理提案的结果分批汇集编印成册发给有关部门,同时分别转告提案代表。
五、人民代表的来信要认真负责,及时处理;对人民代表来会汇报情况时,要热情接待。人民代表反映的重要问题和意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阅处,其中需要转有关部门办理的及时转送,并将办理结果转告代表。
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要加强同人民代表的联系,对代表反映的问题,做到认真办理,并将办理结果转告代表。



1981年5月2日
运筹法律谋略,理顺各方关系

上海欧美乐园的危机处理
 

商务危机是每一个企业在经营都将可能遇到的一种现象,房地产企业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房地产开发项目过程中,更可能受宏观经济和微观经营等因素影响而难以避免。商务危机处理不好,则可能导致项目搁浅,或公司破产,并因大量债权债务纠葛引发连环诉讼。为此,如何用好政策法律,运筹谋略,理顺商务危机中的各种债权债务及有关协作各方的关系,则是摆脱企业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商务危机之关键。本文例举一案,试作剖析。

「上海欧美乐园」,地处浦东航头,项目总投资预计三十亿人民币,建设目标乃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娱乐场所之一,集文化、科技、娱乐、社会风情於一体,由澳大利亚悉尼2000年奥运会总设计者和国内华东设计院共同设计,堪称东方迪斯尼。该项目是由美籍华人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主席由美籍华人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主席朱伯舜博士和浦东航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开发,项目公司注册投资近2,000万美元。外方以香港公司出面,占公司93%股份:「航头」公司占公司7%股份。项目启动後不到半年,香港公司的负责人朱伯舜博士突然因病去世,该公司无意继续投资开发,导致项目搁浅。此时公司因香港公司资金仅少量到位,留下巨大债务问题而发生商务危机。公司共签署协议的20份,主要债务:银行贷款约1,OO0余万元人民币;拖欠两家施工单位工程款约3,OOO余万人民币;欠土地一期使用补偿款约400万元人民币,加上应付设备款等总债务达5,000余万元人民币。然而,香港公司资金仅从香港等地筹集资金约200余万人民币到位,缺口甚大。
面对这一状况,「航头」公司委托笔者担任法律顾问,处理危机发生後的债权债务等法律问题。作为律师,首先将该项目所有合同清理,列表後排列出履行情况及债权债务处理意见,同时对该项目财务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该项目香港公司资金虽未到位,但银行贷款及200万元投资款主要用于部分土地转让费支付及设计费用使用,少量支付公司行政开支,坏帐及不良债务几乎为零,主要债务为拖欠的工程款和银行贷款。换言之,三大块债务中除银行贷款外,拖欠施工款及土地使用费的支付另有协商余地,该建设项目基础费用实际借用了他人资金开发。该项目土地使用费平均不到每亩10万元人民币,计划用地330万平方公尺,潜力巨大。

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因香港公司资金不到位产生两家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按中国法律规定,有关部门可以撤销公司,吊销营业执照,并处罚款等:此种情况下,「航头」公司可寻找新的合作方,也可终止公司经营活动,内部组织清算,并可提出索赔。二是该公司与施工单位、银行、设备商等产生的外部债权债务关系。三是香港公司在香港等地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解决上述商务危机,也有三个方案:一,香港公司转让全部股权,寻找新的伙伴接盘:二,「航头」公司妥善处理各层关系,理顺债权债务关系重新寻找合作方启动项目,全面复工:三,谈判未果,因债权债务引发连环诉讼。
综合各种因素,「航头」公司总经理郭秋杰先生(经济学博士)决策力争一、二方案解决问题,避免第三方案的结果。「航头」公司首先与朱家子女处理好关系,取得谅解,由朱家在海外寻找接盘伙伴。「迪斯尼」、「中旅香港公司」等一批海外娱乐业投资者纷纷前来考察,但因涉及周期过长,「航头」公司未能同意,即「转盘」的第一方案未果。同期经过数月努力谈判,施工、建设二大公司面对现实,同意将第一期施工款改为投资款,同意与「航头」方合作共同开发该项目,银行为表示支持项目继续开发,放宽贷款期:其次,朱家同意由[航头]
公司主权处理,并表示退股。而[ 航头]公司承诺全部债务的同时,表示将在建成的欧美乐园中为朱伯舜博士立一座纪念碑。
理顺上述关系,项目立即复工。有关上级部门见「航头」公司有如此能力处理商务危机,便又将大片土地划给公司开发。于是一批境外投资者看好该项目前景及周边土地升值的潜在因素,纷纷参建其中部分项目,或开发乐园周边土地,银行也表示给予贷款,给项目开发又带来大量资金,一场商务危机顺利渡过。可见,解决[
商务危机],公司决策者必须树立「自信」,然後才能取得[
他信]即取得债权人和其他投资者的信任。只有将各种问题分析透彻,法律关系理顺,并作好安排,才能有基础取得谈判成功,将话说透彻。要尽力避免诉讼,防止事态恶性循环,才能渡过危机,取得转机,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这么说:面对商务危机,赢是赢在自己,输也是输给自己。

(本文作者系泛亚律师事务所主任/
法学硕士,先後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机关从事审判、调研工作十余年,参与办理各类案件千余件;曾在上海
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从事律师管理工作;先後在全国法学报刊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获最高法院、国家卫生部、新闻出版总署等论文成果奖十九篇,以曾平、曾言为笔名发表证券、金融、房地产投资方面文章
千余篇;参与国内外数十起大宗收购案。1995年,1996年两年中承办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武汉政权交易中心、广东连交所等大案20余件,涉案标的13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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